中俄关系很重要，舆论引导要加强（3）

第三个问题，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的路径。

鉴于俄罗斯因素在我国战略全局中具有重大战略价值，中俄关系发展具有坚实的战略基础，我国面临美日联手围堵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我认为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俄急欲向我靠拢的重要机遇，将中俄关系推向“新阶段”。

一是确定更高的对俄关系战略目标。

中央关于大力深化对俄关系、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阶段”的战略决策高瞻远瞩。对俄关系应当“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需要搞好对俄战略顶层设计，确立更加富有进取精神的对俄关系战略目标。

从现实可能及我国战略需要考虑，我主张将今后一个时期对俄关系的战略目标设定为：破解美日战略围堵、建设北部安全稳定带的重要战略依托；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地缘战略纵深；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集结新兴力量、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战略盟友；“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的重要支点国家；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

也就是说，要争取在应对美国战略围堵上与俄背靠背，在应对美日在南海、东海和乌克兰制造麻烦问题上与俄互为犄角、相互策应，使美国难以两端兼顾、不敢肆意妄为，减轻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对我国造成的战略压力；在关系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构建新型国际秩序问题上、集结新兴力量问题上共同发力，争取尽早形成反霸统一阵线；充分利用两国在地缘战略、发展机遇、发展要素等方面的互补优势，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促进两国经济、国防实力的共同增强。这些目标虽然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实现，但是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条件积极予以推进。

二是坚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

在美国拉帮结伙、强化同盟体系，“铁了心”要遏制我国和平崛起、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严峻形势下，中俄都不应单打独斗，而应结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协作伙伴”，进行更加紧密的“战略协同”。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坚持“结伴而不结盟”方针，暂不与俄罗斯结成军事同盟。中俄结成军事同盟，既缺少必要的条件又可能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中俄均未面临来自强敌的现实战争威胁，均缺少强烈的结盟愿望；要结成军事同盟，两国均需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局部改变独立自主外交方针，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目前都难以做到；鉴于中苏结盟不平等的历史教训，中俄结盟的另一重要条件是俄抛弃大国主义、主导权追求、势力范围思维，而目前尚无现实可能；俄对我综合实力超越俄一时难以适应、担心成为“中国的小伙伴”，亦是其与我结盟的重大心理障碍；俄已拥有由其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一准军事同盟，中俄结盟后如何处理与集安组织的关系，也是个不易解决的难题；中俄的战略目标都是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中俄结盟与此战略目标存在矛盾，事实上也不存在中俄共组一极的可能性；中俄结盟必然引起美国等国的强烈反弹，很可能引发中美全面对抗，恶化我们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中俄结盟即使再拉上几个中小国家，相对于美国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也只能是一个弱势联盟，中俄同盟作为弱势一方，在由此可能催生出的强弱不对称的两极世界结构中可能面临更大战略困境；结盟思维说到底是种冷战思维、对抗思维，不符合时代潮流及我国的一贯主张。

还应看到，在现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中俄关系仍然存在巨大发展空间。“协作”一词为叶利钦亲自添加，系俄军语“协同动作”，其要求远高于“合作”。“协同动作”的内涵是，“按照目标、任务、地点、时间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目前看，中俄关系远未达到这一水平。新阶段推动两国关系的深化，应当在“战略协作”上下足功夫；在两国安全与发展问题上、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采取更多、更具实质性的“协调一致的行动”。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的前景，可以用“准同盟关系”或者“统一阵线”来描述。“准同盟关系”亦即“非军事性战略同盟”、“非正式结盟的盟友关系”，双方既保持独立自主又进行机制性协作。“统一阵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致胜的一大法宝，在当今时代、在复杂严峻的国际斗争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不仅要与俄罗斯联手反霸，而且要吸引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形成反对霸权秩序、推进新型国际秩序的“统一阵线”。

三是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中俄关系既具有极端重要性，同时也具有特殊复杂性。

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所有大国都有着有别于其他大国的战略文化。俄罗斯作为沙俄帝国和苏联超级大国的继承者，在战略文化上与中国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强烈的大国意识和势力范围思维、在任何合作中对主导权的执着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关系理念、对国家欧洲属性的认同及对融入欧洲的执着、行事风格的极端性和多变性等等，都与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和合”文化非常不同。战略文化上的这种差异必然影响到战略思维和战略运筹，进而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

历史遗留的恩恩怨怨。在中俄关系近几百年的历史中，大多数时间里是俄强我弱。沙皇俄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是侵占我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而多数俄罗斯人至今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虽然曾经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曾经给予中国某些援助，但是其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也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大伤害。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更是恶化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虽然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影响两国关系的最大政治障碍边界问题得以解决，但是留在中国人心中的阴影并未完全驱散。从俄罗斯方面讲，其对中国在冷战中后期与美国联手抗苏，也很难完全释怀。这些历史恩怨不可能不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深层次障碍。

战略互疑的存在。笔者10年前曾经撰文谈及俄罗斯的对华战略思维，用了8个字来概括——看重、借重、怀疑、防范。今天的俄罗斯，从高层精英到多数民众，对华基本心态可以说“更加看重、更希望借重，疑虑依然难消、防范依然存在”。其突出表现是“中国威胁论”仍在广泛流传且不断花样翻新，其中“中俄力量对比失衡论”最具有深层次影响。中国崛起势头太猛，经济实力已经数倍于俄罗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向全球包括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扩展，军事实力也在快速增强。而俄罗斯却发展缓慢，与中国的差距愈拉愈大。俄罗斯人担心强大后的中国不能将俄作为大国对待，更担心有朝一日中国会“重算历史旧账”、“重提领土要求”，或者通过“静悄悄的人口扩张”、“经济扩张”将远东变成为中国的“附庸”。于是，“中国领土要求论”、“中国人口扩张论”、“中国原材料附庸论”在俄持续发酵。虽然普京总统及越来越多的高层精英，出于战略大局考虑努力淡化这些与事实严重相悖的荒谬理论，但是总体看俄上上下下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不放心仍然广泛存在，这就不可避免地对两国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从我国看，在广大民众中，与俄罗斯的历史恩怨、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短时间内也难以消除，对俄罗斯强大后重走对外扩张老路的担忧相当普遍。

外交运筹上的非协调性。集中表现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两国都把对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甚至要求中俄、俄中关系服从对美关系。俄罗斯知识精英中大西洋主义长时间占据上风，在俄独立建国初期更是左右了俄的外交取向，包括普京总统都曾强烈主张“融入欧洲”，直至近年俄西交恶后才有所降温。在我国某些政府部门及国际问题专家中，特别是长期受到美国思想灌输、在美国有着重要利益的精英群体中，“对美关系高于一切”的主张更是大行其道。上述情况不可能不影响到中俄关系的发展：两国都对对方与美国的交往非常敏感，担心对方与美做交易、损害己方利益；前些年俄方特别不满我在抵制美国霸权问题上“韬光养晦”，认为我在“把俄作为对美挡箭牌”；最近几年中国被逼上应对美国霸权压力的前沿，所谓“俄应在中美博弈中做精明的猴子”的主张在俄部分精英中很受欣赏；尽管乌克兰危机打破了俄精英们的此种幻想，但是推动俄美走向战略妥协的势力依然强大，俄精英对于“中美共治”、贬损俄大国地位的警惕始终难消。此外，俄对中国扩大在中亚的经济政治影响非常担忧，尽管俄需要利用中国抵御美国等西方势力挤占俄在中亚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同时也警惕中国在中亚坐大，因而在上合组织建设问题上特别是经济合作领域时常采取消极姿态。由于不同利益、不同担忧的客观存在，中国在俄格冲突问题上不愿明确表态支持俄，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采取了既侧面助俄又避免被拖下水的谨慎做法，也令俄某些人有所不满。

外部势力的挑拨及两国亲西方势力的干扰。中俄联手合作，对于竭力维护全球霸权的美国及谋求东亚霸主地位的日本都是巨大的战略挑战，美日遂成为中俄关系最起劲的挑拨者。他们利用国际话语霸权，极力宣扬中俄战略利益严重相悖、中俄合作仅仅是“权宜联盟”，宣传俄罗斯“走向东方”迟早会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预测中俄早早晚晚要走向对抗。他们利用中俄间任何意见分歧和行动不协调，极力“唱衰”中俄关系。他们绘形绘色地渲染两国关系中的负面记忆，极力引导两国民意相互敌视。两国国内不时泛起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干扰源。

中俄关系中的上述障碍性因素，对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构成了不可小视的挑战，两国都必须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消除。为此，需要加强多渠道坦诚沟通、努力增强战略互信。

四是积极推进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和军事安全领域战略合作。

应充分利用俄罗斯加强对华合作的空前热情，充分发挥两国间的独特互补优势，打造多领域“战略合作同盟”，争取形成“利益共同体”，既促进共同发展，又获取俄各种战略资源，同时为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夯实物质基础。重点是能源、高科技、互联互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可考虑通过配合俄加强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协助俄“再工业化”、支持俄远东开发，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与俄发展战略的接轨互动。

军事安全合作在国家关系中最具实质性、标志性、带动性，对于增信释疑、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促进务实合作意义重大。可考虑两军建立“特殊友军关系”，增大军事战略方针、战略计划方面的相互透明度，加强战略预警和反导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推动签署两国军事力量部署“背靠背”、军事演习互不以对方为假想敌的专门协议；开展作战理论和军事改革经验交流，借鉴俄军多年以北约为假想敌的军队建设经验。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应着眼于实现两国“优势互补、融合创新”，推动联合研发和联合生产，以争取两国高新武器装备研发取得重大突破、打破美欧的军事技术优势。在俄加强太平洋舰队部署问题上，我也有必要予俄以适当协助，以增强其对日美强化军事同盟的对冲和牵制作用。另外，通过情报交换、经验交流，深化防范“颜色革命”合作，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