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表达式参与推进治理现代化

治理是一种上下互动的政府管理过程。政府通过协商确立目标，并寻求社会各界的合力来实现公共事务的管理，最终达到“善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理念上与时俱进的表现，更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我们的治理与西方的治理既有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在推进治理现代化方面，同样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因此，认真研究国外治理理论中一些有益的部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治理理论作为当今最能代表公共行政学发展趋势的理论，是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公共行政学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因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范围拓展而产生的公共行政学基点的转移，而治理理论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出现的一种新型公共管理理论。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公共行政学基点的转移，社会关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增强，公共行政不仅更新了内涵，还拓宽了参与的主体，使公民参与中的表达式参与成为治理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公共行政学基点的转移为切入点，探讨公民的表达式参与推进治理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行政学基点的转移

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各种争论。在这些争论的过程中，各类观点的碰撞、启迪和补充，推进了这门学科的进步与发展。回顾整个公共行政学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各段时期公共行政学的核心价值理念，似乎都是在“经济利益和管理效能”与“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之间摆动，呈现出了一种震荡的走势。随着公共行政学的不断发展，“经济利益和管理效能”与“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这两种价值观念此消彼长。

从总体来看，21世纪之前的公共行政学，比较明显地更偏向于“经济利益和管理效能”这一核心价值理念。而“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这一价值观念并未成为这一漫长时期的最主流价值理念，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亦未能取得公共行政学的主流地位。当然，从政府的回应速度和审慎使用公帑的角度来看，公共行政不能不重视“经济利益和管理效能”。但是，若将其视为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就显得过于狭隘，且远离了公共行政的初衷。因为，缺乏“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仅以“经济利益和管理效能”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丧失了公共行政原有的“公共性”。民主行政更应该以“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为核心，而公共行政也更应该以“公共”为基础。随着公共行政学基点的转移，政府开始从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为了实现或增进“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政府与民众间增进了沟通和交流，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因此，公民参与也成为了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行政与公民的表达式参与

公民参与源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通常来讲，公民参与主要包括决定式参与、影响式参与、表达式参与等多种类型。随着公民参与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希望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通过与政府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接受程度，可以直接体现出公共政策的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公民表达式参与的公共决策，越来越不被公民认同。可以看出，公民的表达式参与和公共行政是紧密相连的。

自20世纪以来，崇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的公共行政学与公民的表达式参与，至少在两个历史节点上有所汇合。第一个汇合点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初，西欧、北美等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政治运动，公众采取游行、示威、抗议等形式，直接向西方精英民主模式发难，要求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一时期正与公共行政学提出“新公共行政”的时间相吻合。第二个汇合点则是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协商民主这种公民表达式参与形式，作为现代公共行政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入到了各国政府的治理之中，与当前公共行政学的价值理念相吻合。可以说，是民众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初衷，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继续追求“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这一核心价值观念的深入发展。在当今社会，基点转移后的公共行政学，已经与公民的表达式参与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共生体。当公民的表达式参与和公共行政学挂钩，并成为公共行政的一个重要选项的时候，公共行政学基点的转移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而与其基点转移共生的政府治理也便与公民的表达式参与紧密地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