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北革命根据地顾全大局,拥护中央,为全党团结与统一树立了典范
在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宗派主义思想对党的影响很大。宗派主义对党的危害最大的教训,莫过于长征期间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北苏区后,按照两河口会议精神,原本可以在川陕甘三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但是,由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决议,甚至妄图危害中央,致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川北苏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川陕甘落脚的计划失败。
相较于张国焘宗派主义及其对中央权威的蔑视,刘志丹、习仲勋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则以实际行动,为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树立了典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精诚团结,反对分裂,尊重中央和上级派来的领导。当朱理治、聂洪钧等作为上级派来的代表,在根据地内或作为主要领导、或拥有极大权力,并与根据地内的同志产生矛盾,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仍然维护其权威,从来不搞宗派主义的一套;当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时,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只做了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显然也是对红二十五军尊重与让步的结果。二是顾全大局,服从中央指示和工作安排。在“陕北肃反”事件中,刘志丹等明知“左”倾领导人会逮捕自己,仍然顾全大局、服从上级命令,尽可能说服他人保持团结;且坚信,只要“党中央、毛主席来了,一切事就好办了”。对此,李维汉曾评价说:“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陕北肃反”被制止后,刘志丹、习仲勋等毫无怨言,坚决服从中央的工作安排。三是积极扩红支前,保卫党中央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边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红军人数就翻了近两番,总数由原来的1.1万人发展到2.8万多人。与此同时,边区努力实行增产节约,筹集了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既保证了红军的供给,也进一步巩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还为红军东征、西征和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提供了强大的后方和战略基地,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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