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日关系我们应该研究什么？（4）

研究“安倍强推安保法案以后的东亚地区形势”

在日本经济规模趋于“相对小国化”的同时，安倍政府为实现“强大的日本”而采取强推安保法案、松绑武器出口等举措，正在推动日本军事上的“相对大国化”。所谓军事上“相对大国化”是指安倍为了落实安保法案，行使集体自卫权，正在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活动的内容和范围。这项行动必然会扩充自卫队的兵力，增强武器装备，并与武器出口一起，刺激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然而，由于受美国控制等因素影响，日本尚不可能像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那样拥有陆基洲际核弹道导弹、潜射核弹道导弹和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攻击性核力量。这种力量是日本可以用来对付美国的力量，美国当然不会容许日本发展。美国只允许日本拥有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用于攻击朝鲜和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及自卫队充当“美军替补”所需的常规武器装备、武器技术和武装力量。

安倍落实安保法案需要过两“关”：财政关和“流血关”。据2015年4月IMF统计，2014年日本国家债务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例在列入统计对象的183个国家中名列第一，为246.42%，比陷入财政危机的希腊(177.19%)还要高。从历史上看，二战后英国债务余额对GDP比例也仅为240%，日本在二战末期为204%，而现在的日本竟然是246%多。因此，目前日本财政困难之严重可谓“史上罕见”。然而背负着如此财政重担的安倍却还要将日本变成一个“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真是太不自量力。可以预见，以强推安保法案为主旨的“安倍军事学”与步履蹒跚的“安倍经济学”之间的矛盾终将爆发出来。另一方面，依据安保法案，日本可以向全球出兵，这使“少子高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年轻人减少很快的日本社会对不断扩大的兵源需求难以承受。在海湾战争中日本被美国批评说“只出钱不流血”，实施安保法案后，日本再也不能回避在海外流血。而从日本国民对安保法案的强烈反对浪潮看，这个“流血关”不那么好过。从美国的角度看来，日本要与美国结盟，不能只出钱不流血，美国的想法显然是“美国人为日本流血，日本人也要为美国献出生命，这才叫同盟”。

走向“正常国家”是日本统治阶层的长期战略目标。早在1955年，自民党成立之初就将修改和平宪法走向“正常国家”作为其奋斗目标。几乎每一届要“有所作为”的自民党内阁、包括民主党的中间偏右内阁，都要在走向“正常国家”道路上立下自己的里程碑。例如，小泉纯一郎内阁制定的“有事法案”；民主党的菅直人和野田佳彦内阁相继上台后，将他们在安全战略方面做的事情与安倍现在做的事情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与安倍完全是“志同道合”，如出一辙；野田内阁树立的里程碑就是将钓鱼岛“国有化”；现在看，安倍内阁树立的里程碑就是安保法案，估计他在实现这个以“修宪”为最终目标的“阶段性成果”之后，很可能会“消停”一个时期，从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方面。这正好与中国正在狠抓的经济转型相契合。因此，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安倍以来中日关系趋向缓和的势头在今后一个时期很可能会持续下去。随着中日双方更多关注两国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即“共同利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或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是，这不意味着今后几年日本右翼不会利用安保法案来对付中国。笔者认为，今后安保法案的第一步“重棋”可能是在南海和台海。日本防卫厅长官已经在2015年9月15日表示，“在安保法案成立后，如何参与在南海的活动是防卫省需要研究探讨的课题”。这已经在暗示南海问题将可能是落实安保法案的第一个重大行动的对象，但这当然是有条件的，不至于很快采取行动，日本至少需要等待两个时机。

第一个时机是美国在南海挑起重大事端，中美发生冲突。南海问题是中美之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尽管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访美，中美领导人都表示要拒绝“修昔底德陷阱”。然而，事态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10月下旬中美元首会晤后便发生了美军舰非法进入中国南海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的事件。尽管如此，美国奥巴马政府恐怕不会有太大的挑衅行为，但2016年大选后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也可能不会那么“缩手缩脚”了。记得小布什时期的国务卿赖斯曾说过“南海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这或许代表了美国共和党的观点。而且，2016年不仅有美国大选，还有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这有可能会使中国周边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此背景下，南海、台海乃至东海，都可能成为中美或中美日的潜在战略冲突点。

作为美国的铁杆同盟国，日本会迫不及待地参与到中美之间有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来。除了有意配合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之外，其实日本在考虑自身的战略利益。日本有媒体报道说，现在每天有350艘轮船从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其中有四分之一属于日本企业。有学者认为，如果日本海上通道安全受到威胁，导致日本的运输船舶都需要军事护卫，那么，日本的经济规模将可能缩小到现在的七分之一。这意味着即便日本没有遭到敌国的直接攻击，日本经济也会遭到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日本认为当今世界在实力和意志上具备为日本海上生命线提供保护的只有美国。因此，加强日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合作，是日本维护其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日本生存的需要。

此外，以史为鉴，一旦中美在南海或东海发生武装冲突，日本右翼将可能很难抑制住像当年甲午战争那样，通过战争手段再次打断中国和平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冲动。总之，日本很可能是在期盼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以便自己从中渔利。安倍政府如此急忙地强推安保法案的理由之一，就是为“合法地”参与可能发生的中美在南海的军事较量做准备。

然而，美国当然不会轻易采取战争手段来对付中国。因为美国和中国相互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实行“互利双赢”的外交政策，中国经济增长也给美国带来重要利益。日本右翼力量瞄准的是，如果未来中国经济趋于停滞甚至陷入麻烦，中国经济增长不再可能给美国带来重要利益的情况下，美或可能不惜采取军事手段从根本上消除中国挑战美国的能力，一旦这种情形成为美国现实的战略选择，日本正好可以此作为落实安保法案联美制中的第二种时机。日本右翼瞄准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遭到挫折和失败的可能性，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有1%。

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一方面是美国期待中日对抗以便美国从中渔利；另一方面是日本期待中美对抗以便日本从中渔利。我们要想阻止任何企图在亚洲挑起战争的一方得逞，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搞好自己的事情”，不让美日利用我们内部的问题趁火打劫，与此同时在周边尽量减少乃至消除“敌国”的存在。然而，要防止美国利用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趁火打劫，在外交上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真正实现与美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换句话说，要使美国真心接受同中国确立“新型大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