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几点认识（3）

三

把传统社会“大家庭”这个公正观融入我国当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公正观中去，并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大家庭”公正观，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这里分两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公正。市场是创造财富的机制。市场机制无疑非常重要。然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也制造社会分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纯粹靠市场，即便富如美国也有很多人无法安居。社会不平等，国家就难安定。从春秋时代的“常平仓”，汉代的“盐铁官营”，到今天的各种“看得见的手”，中华政府自古就干预资源配置，以求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而且，全世界的各国政府也都干预经济要素配置，即劳力、土地、货币的配置。劳动力是政府的选票仓，土地不能再生就须干预用途，而今的货币更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古今中外并无不受政府干预的“成熟市场经济”。不少学人认为市场加法治就是“成熟的市场”，就是社会公正。那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发达国家的市场各不相同，法治也各不相同，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

市场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不是停滞的，而是动态的，没有抽象和绝对正确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什么决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百姓，是民心。关系平衡是总体而言的，失衡则在具体部门。我们这一代人曾激烈反对铁饭碗和公费医疗，认为那不公正。但仅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就变了，认为被自己抛弃的这些东西很宝贵。为什么变？因为起初市场导向的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曾普惠广大群众。而在最近二十年，改革过程中在教育和医疗形成了严重的不平等，部分群众养小送老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支撑国家的不是市场，是民心。市场和政府都不是目的。人民和人民的利益才是目的。

人民利益不是抽象的或者过去和将来的，而是具体的、眼下的。养小送老就是中国人的核心利益。我们中华百姓的生活分成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其中，养小、送老是主动的，几乎是大众生活的全部。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家庭”意味着大家互帮互助完成养小送老任务，让成员享有平等的生活起点和有同样尊严的生命终点。这意味着医疗和教育的均等化。若是政策导致医疗和教育越来越不平等，养小和送老变得越来越艰难，群众越来越疯狂地追求金钱而没机会参与体育和文化活动了，那“现代化”就会失去社会主义的意义。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全民的现代化。但如果国家花了大量经费投入到医疗和教育领域，钱却集中到了很少的人和很少的机构里，就会导致群众苦苦追求几所“一流”大学，几十个“一流”医院，几百个“一流”中学，甚至追求“一流”幼儿园和“一流”小学。普通人为追求“一流”动辄花几十万，还要贿赂，托门子。为挣下这养小送老的钱，日夜加班，陷入疯狂的物质主义，丧失了体育和文化，伤害了身体，扭曲了人文精神，全民素质因而迅速下降。当市场化改革违反了“大家庭”这个社会正义观，让多数人被少数人越甩越远，我国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群众就会与党和政府日渐离心离德，“改革”注定会越来越难，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将越来越不稳定。

把传统社会“大家庭”公正观改造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公正观，在这里社会主义不是装点门面的空话。富帮穷，青壮年帮老年，没病的帮有病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就是我们百姓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正观。举个例子说，我国13多亿人每人每月交100元医疗统筹，全国每年就有1.6万亿元，加上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里拿出的几千亿元医疗支出，不仅我国200万医生能有非常体面的收入，不再向患者收不体面的钱，而且全国人民治病、吃药、住院都不用再花钱。那将是世界上规模效益最大的非盈利医疗系统，而且其质量还会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医患本来是一家，患者以命相托给医生，医生们都曾在医学院宣誓过治病救人不分贫富贵贱。若政策让医患变成利益博弈关系，若让百姓的医疗统筹费之大块变成保险公司和风险投资的利润，人民怎可能不与政府离心离德？因此支持市场竞争，不仅要让每个人发挥聪明才智，让能干的人先富裕起来，让经济兴旺发达。而且还要让竞争的起点越来越公平、公正，让生命的终点越来越有同等的尊严。

第二，社会组织与社会主义公正。古今中外，世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体系能单独治理社会，都需要群众组织起来自我治理。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必须雇很多人才可能顾及家庭间关系的“小事”，那注定会拖垮财政，无论财政盘子多大。二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科层体系分门别类，专业化程度高，依法治国，有能力办“大事”，没能力办“小事”。大是大非有法律管，小是小非由自治组织依照习惯管。

我国大众自我管理的基本组织是自然社区。社区居于“大家庭”的中间，下有小家，上有国家，承上启下。没有血缘或虚拟血缘的社区自治组织就没有中华大家庭。自然社区是我国伦理道德的基础。家国同构，不爱家乡怎么可能爱国家？组织起来，一个个小家庭就组成互帮互助的“大家庭”，就有了公共生活。有了公共生活才有公德。每个自然社区里的公德是全社会公德的基础。没有了人民的自组织，全是分散独立的小家庭，都自私自利，社会就重归一盘散沙，公共道德就丧失了根基。爱自己居住和工作的自然社区才会爱国，没有了社区组织，谈公德、谈爱国，是没有根基的。

自然社区是办“小事”的组织，能在法律之外调节群众彼此的利益，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公正。如果没有社区自组织，只有自私自利的小家，人人占公家的便宜，日常生活里就缺少公正，大家就都生活得憋屈。群众的所有“小事”都跨法规、跨部门。比如，要政府来清理社区边上的垃圾至少要涉及四个部门的协调，而且还解决不了居民们继续往那儿扔垃圾的问题。老舍歌颂新中国的作品《龙须沟》讲的是共产党把群众以社区为单位组织起来，没花纳税人的钱，大家齐心协力清理了堆积数百年垃圾的龙须沟。

自然社区还是人民权力的主要载体。组织起来才有“人民”，不组织起来就只有个人和群众。没有人民就谈不上人民的权力和权益（权利）。组织起来的人民才能对政府进行最有效的监督。如果我国有机的自然社区崩溃了，有机的“大家庭”没了，就只能靠行政和司法力量机械地把人民聚合在一起。人民的小事不好办了，国家的大事也就办不到了。过去我国三个月就能建成一条高速公路，百万人民迁徙支持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今后我们还能有这样的效率吗？中国共产党当年以愚公样的至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变成了人民，变成了上帝。上帝力大无穷，挪走了“三座大山”。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坐江山搞建设还需要人民。有了人民，资本就会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信仰人民、依靠人民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

通过以上讨论的三个问题，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大家庭”观念是我国社会关系公正观的核心，也是中华万世一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大家庭”观念有三个主要内涵，构成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第一，我们都有血缘关系，彼此都是由近及远的亲人，要孝老人，爱小孩，敬长者。第二，尽管亲兄弟要明算账，却也有在养小送老上互助的责任。第三，“大家庭”由家庭而社会而政治，由孝悌到忠信到礼义廉耻这“国之四维”。

纵向看，大家庭上继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下接“社会主义”新理念，加上“亲兄弟明算账”，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具有中国特色。横向看，“大家庭”有由近及远、自小而大的普适关爱。小到社区一家，中到中华各族裔一家，大到全人类一家。很明显，“大家庭”不同于自由、民主、法治，但又与这些西式观念并无根本冲突。伦理道德是天然的，至少与宗教观衍生出的现代西方观念一样天然。中华民族历数千年生生不息，繁荣昌盛，明显得益于“大家庭”观念。这观念万世一系，至今还在延续，体现了中华文明在不同时代的强大适应性。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