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入篮”的胜算有多大？（3）

中国应如何努力使人民币“入篮”？

谢怀筑：未来，央行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考虑：第一，为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便利；第二，推动人民币跨境融资、特别是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的便利化；第三，扩大和推广个人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业务；第四，支持在岸和离岸推出更多人民币金融产品。

涂永红：应尽早构建包含短期、中长期在内的全期限的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汇率形成机制要充分市场化，及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建立起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联动机制。人民币“入篮”后，国际需求规模扩大，主体更加复杂，如果出现大规模热钱冲击或系统性风险，央行应该有相应的风险管理手段和“熔断”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

张斌：资本项目开放、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是增加人民币国际吸引力的重要保障。当前，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任务最突出也最迫切。在这项改革有实质性突破之前，资本项目开放很难有大的进展。

皮特·鲍泰利：中国需要继续推进国内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和金融部门自由化和减少资本账户限制等。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其他亚洲经济体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对资本账户开放过快，具有真正的风险。因此，中国不求做得快，但求做得对，决不能仓促实行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

查尔斯·韦伯罗斯：人民币“入篮”并非没有成本，中国将需要做出一系列承诺，例如，要支持IMF发放人民币贷款，接受外部货币创造等，对外国的人民币负债也会大幅增加。中国也要为人民币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负责，现在美联储也在承担着相似责任。

人民币“入篮”后，可能会出现两个乃至多个国际货币并存的情况，到时，投资者或清算行需要根据市场情况变化在两个或多个货币之间不断调整，这些货币的货币当局都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就会面临不稳定性风险。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短期的美元和英镑两个“巨头”共存的时期，这一时期与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重合，美英两国货币当局之间的合作缺失，让情况变得更糟。将来，中美两个大国的货币当局之间应该紧密协作，避免这种情况。

因此，人民币“入篮”后，可能迎来一段不稳定的时期，只有相关的职能部门，比如中国政府和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央行给公众和市场提供了确定性，才能保证人民币的地位。

李志刚：中国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程度在G20国家中依然偏低。适当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既可消除人民币“入篮”的技术障碍，也利于打消部分国家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提要求的可能。同时，提高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程度和质量，才能不断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美元之所以能拥有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仅仅源于美国经济的规模、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还有国际投资者的信任。日本、瑞士、英国，特别是美国都有强健的制度性框架或政治制度来确保本国货币的安全性，例如，能对国内情况作出迅速反应的政治制度、独立的央行、可信赖的能够约束政府并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性框架能够左右投资者对一个国家或货币是不是安全岛的判断。因此，人民币要成为更多央行的储备货币，就应该不断增加它的安全性。

中国政府应该大力推动相关改革，例如，在股市里建立更好的机制和纪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市场的改革应该有更好的监管框架、更好的公司治理标准和会计审计标准、更好的公司治理透明度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框架来支持，这些都是使市场纪律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人民币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中国能否建设强健的金融市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良好的金融工具，并使这些金融工具处于恰当监管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