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试说

曹和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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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社会各界都在谈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我个人有一个体会，我把它叫做“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为什么提出这个题目呢？我发现在这一次五年规划的制定中，国际问题、全球治理，包括我们国家周边经济的发展，都成为五年规划制定的一个内生变量。

为什么称之为内生变量呢？过去，我们发展经济的时候都是立足于国内主体经营的内在动力学结构来制定我们的规划。我们看世界的时候，其实也是立足于我们的本身，把其余的世界当作周边国家和周边经济，这就有了国内外之说。但是，这一次我发现五年规划与以往比，有一个重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在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一带一路”基金等平台和金融机构的建设，包括“一带一路”覆盖的亚欧板块，都在国际视野里面，就像是站在地球仪对面来思索中国经济未来五年发展的前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全球政治、经济，包括军事和一些热点地区的战略，都进入这个五年规划里来了。所以，我专门抽出了五年规划里关于国际视野这个问题作为专题和大家一块来讨论。

我大概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思路变迁。我把解放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节点以及规划制定的思路和方法论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二，我想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试说。换句话说，我认为这次的五年规划体现了全方位的国际视野，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来批评。第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百年”时五年规划执行的展望。“十三五”规划成功执行完的时候，恰好是给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献了一份厚礼，所以这个想法也是促使我展望一下2020年以后整个经济是一个什么样子。

一、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思路变迁

我们用从现在向前倒推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在过去五年间，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时，经常碰到一个躲不开的问题，那就是要从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向需求拉动和创新驱动型经济转换的问题。那换句话说，过去几年来，我们思考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主要是放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那么，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这种经济模式是怎么出现的呢？

我们再向前看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那个时候制成品、日用消费品极度短缺。那么，短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无是处呢？不是！当时我们的加工制造能力特别巨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加工制造能力过剩，每年开工率只有1/3左右。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是装备制造和装备制造以前的重工制造能力过剩，但日用品比较贫乏。当时人们想能不能通过投资日用制造、配方生产，使满足民生需求的产业群增加，使国民经济平衡能够在产能过剩和日用品稀缺方面得到一个校正。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要完成这个投资的时候，就需要投资的资本金。但是当时我国国内资本金短缺，我们要购买国内所没有的设备和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就需要通过出口换回外汇来购买海外的设备。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基于当时想均衡重工、重化工、重制造偏向的国民经济体系结构。

再向前看，80年代国民经济一轻一重，来源于早年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即农业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国防的现代化和科技的现代化。由于5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比较恶劣，国防现代化、重工重化工的进步、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内循环应该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处于优先级的发展位置。在相对于一个封闭型的经济体系里边，国防和重工放在了前边。所以，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经济是在“四个现代化”执行了10多年以后出现的一个校正。

那“四个现代化”是哪儿来的？年龄大的同志都记得，我们在1950年代叫超英赶美、“钢铁元帅升帐”。换句话说，1950年代，我们国家的战略是赶超战略。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型经济之前是“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前是赶超发达经济的战略。那个时候，我们认为，“钢铁元帅升帐”，在钢铁总量上超过英国、追赶美国，就是现代化的全部，或者说认为“钢铁元帅升帐”以后，其他的排兵布阵都会走上良性循环。为什么50年代的国家规划制定把主要的关注力量放在了赶超呢？大家可以想象，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因为我们的飞机、大炮、钢铁、道路、桥梁的建设和产能和美国相比，严重不足，所以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弥补了我们国民经济体系钢铁短缺的现状。这种代价是需要通过国民经济增长来改进的或者来补偿的。原来赶超战略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从朝鲜战场再向前走。我们会发现，其实1840年以来，我们国家船坚炮利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工业落后，船不坚，炮不利，落后挨打。我们国家的五年规划战略，事实上是深深扎根于过去30年、过去50年、过去150年，甚至于是1840年以来落后挨打、国民经济体系亟需完善的历史逻辑而来的。这一次制定五年规划的思路的变迁，我个人认为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