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美关系协调新架构（2）

确立新范式

在中美关系进入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后，理解中美关系也需要与时俱进地确立新范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解中美关系的范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49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前，中国理解中美关系更多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将中美关系纳入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式之下，要么联苏反美，要么联美反苏，无论是中美对抗，还是中美合作，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国际统一战线的。

1979年中美实现建交后，理解中美关系开始从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中走出来，确立了以国家战略利益为核心的对美外交范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美国属于资产阶级国家，是中国外交的敌人和斗争对象，对美国必须采取毫不妥协的阶级斗争主导的政策。然而，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中国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三大任务”，在这一范式下，美国就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同美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营造有利于现代化建设良好国际环境最重要的部分。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不变，稳定中美关系就不能动摇。诚如邓小平所说，“中美关系始终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符合两国国家战略利益”。尤其是步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和平发展的强劲势头，一个成熟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国家利益总体上是有利的。

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壮大，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日益接近，到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与美国一起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中美力量对比关系的迅速变化，让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压力，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防范、猜忌甚至遏制中国的声音，美国国内长期主导对华政策的“中国共识”开始分裂，出现了“接触论”和“遏制论”两种观点。较为温和的观点主张实行“中美接触论”，提出中美双方要通过“战略再保证”，美国需要同中国在国家安全、外交、政治、经济和贸易等方方面面打交道，避免在各项政策上激怒中国，主张对话采取安抚、妥协的政策，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断提升双方的战略互信。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强调对中国的崛起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和高调立场，毫不犹豫地确立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权，中国必须在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等全球事务和伊朗问题、朝鲜问题等地区事务上配合美国，批评奥巴马对华政策不够强硬，应该实施对华强硬的抑制政策。具体来说，寻求美国绝对力量优势，在夯实自身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优势的基础上，以巩固与盟国的同盟关系基轴，争取与各大战略力量比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等建立伙伴关系，进而对全球事务和地区热点实施美国领导下的多边机构治理。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是2010年以来中美战略话语竞争的一种缩影。

更加重要的是，合作接触论和遏制中国论在近年来开始有了社会基础，在美国国内呈现出工商界、战略界和人权界三个社会网络三分天下的局面。在众多影响中美关系的社会网络中，高层领导人仅仅是驱动力量之一，他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适应美国社会生态的变化，突破中美两国政府间互动的战略利益博弈赛局，确立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着眼于调节中美战略界、工商界和人权界的互动关系，通过建立中美协调新架构，稳定中美关系互动的基础，管控中美关系的分歧，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