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不能成城市教育附庸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出台了慎重稳妥撤并乡村学校等政策。笔者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尽管近年来进步明显，但总体定位仍不明确。定位农村教育，最关键是要处理好其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关系。

农村教育更是社会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之间一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跟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类似，中国社会各类型资源往往都向城市集中，最为明显的是政治经济中心北京和南京。在教育领域，集聚效应也较为明显，历朝政府大多在京城和府、州、县的中心城市开办官学，通过科举制度组织大规模招考。尽管如此，由于以书院制度为代表的民间教育系统相对发达，能为官学做有效补充，农村教育问题并不突出。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民间教育机构往往离府州县中心城市有一定距离，建在城市边缘甚至高山之上，可以覆盖到一些偏远乡村。

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小农经济受新生产方式冲击而瓦解，人口往城市聚集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城乡教育差距也越拉越大。在这一背景下，陶行知、黄炎培等民国教育家发起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提出，乡村教育必须以农村生活为内容，它要求学生不能只会读书，还要能适应社会、发现社会、改造社会。然而，这些教育家的努力抵不过整体社会的变迁。农村教育长期以来都是以星罗棋布的民间私学形式存在，现代化的冲击加上民国期间战乱频仍，书院制度和民间私学开始走向凋敝。从这意义上来看，城乡教育的失衡并非完全是城乡二元结构管理体制出现造成的，也是千百年的历史积弊。

农村教育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若想实现农村与城乡教育协调发展，我们需要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对农村教育重新定位。首先要确保农村教育不能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和补充，总的原则是——农村教育的总培养目标要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具体的课程设计可以参考农村特定的环境。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共分国家、地方、学校三个层级进行管理。国家规定的课程由中央统一指定编写。地方课程则是由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以国家课程标准为基础，根据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特点及其对人才的特殊要求，充分利用地方课程资源而开发、设计、实施，对国家课程构成有效补充。目前，国家课程已能覆盖到绝大多数农村学校，但体现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的课程开得不多，无法照顾到学生的差异化需求。以湖北为例，在义务教育阶段(有条件的地区可将试点范围扩展到中职教育)，各地可结合自身地理环境，开设特色课程。比如，恩施山高林密，地广人稀，耕地多为酸性土壤，富含硒性元素，特别适宜种植土豆等经济作物，可考虑开设相关种植课程。江汉平原水网密布，可以开展小龙虾养殖、水稻种植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