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18）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考虑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6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锡兰共产党领导同志时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367]7月13日，他对林彪、周恩来等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368]8月16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同志说：“我们的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急。”[369]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要求社会上“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370]。

一旦国家进入治理，造反起来的青年干部就显出经验不足的缺点，作为补救措施，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老干部领导工作问题。

1967年5月，毛泽东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371]6月25日，周恩来同上海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向他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372]当年8月中旬，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取党委大权。8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朋友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373]7月14日，毛泽东在听取河北情况汇报时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374]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在周恩来准备返京时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375]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泽东在去往杭州的专列上同杨成武等同志谈话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在瑞金时，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1968年8月8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毛泽东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376][377]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泽东在读到的一封希望江青应为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378]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批示：“增补常委，不要。”[379]1974年1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时说：“江青没有多少学问，又捞了一个左派的名声，我看也不大好。”[380]

毛泽东这样的批评和帮助也不仅仅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干部，对老干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样。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

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末段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以考虑。[381]

1944年4月9日，毛泽东复信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382]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383]同日，毛泽东致信张闻天：“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太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384]1967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去。”[385]5月28日，毛泽东审阅《要事汇编》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一文。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386]

毛泽东对江青等——同样也包括在此前后对邓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批评尽管话重，但还是出于同志间的帮助之心，更多的是出于爱护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脱离实际的毛病、更好地成长，成为能为中国未来担当大业的“老练的政治家”，团结绝大多数党内外同志一道将共产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写：“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387]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汇报中提到汪东兴在会上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388]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劝阻一些不成熟的同志担任要职，更多是是出于爱护、保护的目的；与此同时，毛泽东逐步将曾受过冲击的老帅们推到前台担当大任，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泽东告诫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389]基辛格曾提醒福特总统不要轻视毛泽东“艰涩而简练的话语”，因为“他这些人都是当年领导长征（在内战时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事业，在连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战略撤退）的沙场老将”[390]；而对当时在中国新崛起的造反新秀，基辛格则有流露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不屑：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不少头面人物，使得他们接班无望。另外，与军界或长征老将疏于联系，让他们更无缘最高领导一职。这四人分别是影星和戏剧制作人、想问津中国历史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女性曾担当近的高位的江青，新闻记者和政治理论家张春桥，左翼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还有全无拥护基础，只因煸动工人造反工厂管理层而青云直上的无名保卫干事王洪文。 [391]

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的教训说明毛泽东的担忧不无道理。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392]，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以至迄今让人难以记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393]。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394]，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395]。1967年6月26日，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有的人年轻，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396]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来京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时，谈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同意将它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并评价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397]1969年，面对苏联大兵压境的险恶形势，毛泽东考虑改变中美关系，在重大决策时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经过沙场的老帅们。他将正在下放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请回来，要求他们对研究一下国际形势并提出他们的建议；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要求那些大权在握的“娃娃”们“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深若芸、唐闻生等谈日益走近的中美关系时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对在座的青年同志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398]毛泽东的这些话对于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不管他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娃娃”们，也是有教益的。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399]而政治家特定的治国能力只能在特定的国家制度中成长。在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其成长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胜利”，都会造成他们的掘墓人即中国劳苦大众人数和力量的十倍扩大。19世纪欧洲那个“共产主义幽灵”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以工农兵为公民绝对主体的国家，他们在绝对资本化的市场导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辩证结果则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是无比强大因而是无法抗拒的。因此，中国有着无产阶级政治家成长的最佳土壤，而在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也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规律，他说“中国自从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说这话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毛泽东并没有专指这场运动，而是在总结中国历史规律，因为毛泽东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最后说，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400]。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罗瑞卿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