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之争

《道路之争》，江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核心观点

金融化与工业化对立统一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之中。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理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金融化根本上是零和游戏，只能让少数人获益而绝大多数人受损，强化新殖民主义，使相关后进国家成为先进国家的经济附庸。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就是工业化中断或停滞的陷阱。近年来，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也面临着某种去工业化的危险。（唐宁）  

与江涌同志交往较多，了解他文章所涉大多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大问题。与目前许多只以经济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学著作不同，江涌是从民族生死存亡的角度因而是战略角度看问题的。我们成家的人都知道，在家里医生的话比媳妇的话管用，这是因为医生的话往往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多关乎感情。文章同理，好文章当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

■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国家经济不可没有政治。在这方面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这段话的前半段说明了美国确立以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就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达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么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像苏联那样被瓦解，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对近现代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旨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

美国还制定了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自然也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发展中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狼与羊比，羊比狼“低碳”，狼可吃肉，而羊只能吃草。西方人认为自己是可以“吃肉”的，但中国人最好改为“吃草”。这在中国显然是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