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法不容情”

情与法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

古人说，“王法无情”，这句话最早出于元代郑廷玉的《后庭花》第四折：“这两个都不待秋后取决，才见的官府内王法无情。”国家的法律是不讲情面的。因此，古往今来，我们确实看到，一个尊重法制的国家，人们都按照规矩来办事，的确不能够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法家认为，“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君正》)。因此，“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但法家又主张严刑峻法，按照法家的主张，导致严刑重罚，徒刑遍地，缺乏必要的人道和人文关怀。在这点上，儒家学说主张道德教化，“仁者爱人”“孝悌为先”，实行德主刑辅，注重人道和人文关怀。所以，在情与法之间关系的协调上，法家与儒家的主张存在一定的冲突，法家更注重法，而儒家更注重情。中国古代判案，讲求“天理国法人情”，强调人情对法制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学说的主张。

“法不容情”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人与人之间应当按规矩办事，不能够跑关系、拉关系、讲人情。“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商君书·修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违法行为应当严格依法处理，不能够法外开恩。二是严格依法办事、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不乏秉公执法之人，如汉朝不畏权势、不徇私情的张释之，秉公执法、主持正义的“强项令”董宣，唐朝“南山可以改移，此判终无动摇”的京兆尹李元，宋朝铁面无私铡亲侄、为民请命的“包青天”包拯，明朝有一个一生刚直不阿、有如包公再世的“海青天”海瑞，清朝也有被称为“于青天”的于成龙，等等。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着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歌颂和赞美那些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清官，歌颂古代执法官员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行为。

法外求情是社会中常见的现象

中国社会也是一个人情社会。梁漱溟称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费孝通先生也认为，重人情是传统社会的固有特点，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比喻，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是人际关系同心圆的核心，不同关系的亲疏远近就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一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重人情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是因为传统农业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口流动性较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情大如债，接受他人人情都要找机会偿还，“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种人情交换法则与法治显然是相冲突的，因为讲人情实际上就是要徇私情，报答人情就不可能严格秉公执法。法外求情是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古时候，某人作奸犯科，一旦要被官吏打板子，此人便跪拜求情，常说，“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企图以情感打动执法者，以求轻判。

这种人情观念在当今社会依然影响深远。有人一旦违法，其第一反应并不是考虑其依法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也不是积极找律师提供法律意见，而往往是找各种关系，力图在法律规则之外解决纠纷。社会流行的潜规则就是“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找人”，公关打点成为人情世故的表现。受人情的影响，一些执法者手下留情，“不看僧面看佛面”，或者徇情枉法、法外开恩等。实践中出现的选择性执法大量都和“灵活通融”、“网开一面”有关，而一些枉法的裁判则与“法外施恩”直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