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权力收放的失衡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将会遇到诸多更为尖锐、更为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并相互交织在一起，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力的强弱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是否合理，成为我国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美国学者福山在其《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出：“国家建构与限制和弱化国家职能构成一对矛盾，把这对矛盾提上第一要务的位置，可能会使某些人惊呼为荒诞。在过去几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击‘大政府’，力图把国家部门的事务交给自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

奥尔森在其《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指出，“贫困社会的最大挑战不是资源的缺乏，而是它们很难组织大规模的活动，特别是政府活动。”相反，“东亚四小龙”等一些成功转型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在政府转型和能力提升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跌入“低能力国家”陷阱，保证了转型的平稳和有序，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相当长的繁荣期。

何谓“低能力国家”陷阱

“低能力国家”陷阱是转型国家面临的一个最具迷惑性和最具危害的陷阱。20世纪非洲和中亚、南亚等地一些国家出现的贫穷、疾病、腐败、食品安全、毒品、恐怖主义，乃至社会动荡，大都是由于跌入这一陷阱所致。在表象上，这一陷阱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弱质社会”——社会秩序失常或混乱。政府的组织、动员以及应对变化的能力较弱，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秩序失常或混乱。

其二，“低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运行质量较差，出现种种弊端。比如，价格、竞争等机制极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或扭曲，从而使国民经济陷入混乱。

社会转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挑战

在我国，由于整个经济社会转型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能力状况成为国家有序转型和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飞速发展和巨大成就，政府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政府在某些方面的能力不足和欠缺，没能很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现在备受社会诟病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就是政府在这些领域责任和能力弱化的表现——政府在保护合约、惩罚合约破坏者以及应对负外部性中没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经济社会转型，本身就是对政府的一个考验，首先需要政府自身实现转型。由于转型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经济社会结构、功能的分化与变动，必然要求政府的结构、功能以及作用方式和领域等随之而变化、调整，以解决在与市场、社会关系中出现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如果变化、调整不能随之到位，就可能出现功能性障碍，也就是政府权力的调整与现实需求相脱节，制约了政府功能的有效发挥。

同时，公共权力的天然特性和市场机制内在的局限性。政府所行使的公共权力，具有寻租、过度使用等天然潜在缺陷。“绝对的权力引起绝对的腐败”。缺乏有效监督的公共权力，则容易引发腐败、渎职、不称职等诸多问题，导致政府能力下降。此外，市场机制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市场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前提，如对现代市场体系的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和有序性的要求。但这些条件很难得到完全满足，因而会出现市场失灵。

因此，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整个运行系统的转变，必然要求政府职能做相应调整。一方面，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调动社会积极性，政府需要调整自身的行为边界，退出一些领域，适当下放一些权力，消除公权对市场和社会发展的抑制因素。

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适当集中一些权力，强化其在市场体系建构、维护产权与契约、保障社会平稳运行等方面的职责，提升其治理能力，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健全的制度体系和公正的外部环境。这就意味着并非要求政府简单的退出，而是要求其“进退并行”，成为一个有为的高效政府。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很难形成高质量的市场和社会运行机制。

然而，对于政府在何种领域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究竟该退出何种领域以及如何退出，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进一步而言，政府简单放权或退出之后，并没有辅之以能力提升为核心的集权，会不会出现更为糟糕、更难控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