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麻烦国家”是毋须提倡的权利选项

3日上午，郑州市建设路工农路口附近省纺机家属院门口，一名中年女子正忙着给客户装馒头。她叫高红，爱人叫雷锋。他们唯一的女儿得了肾病，8天前，18岁的女儿不幸离开了人世，如今两口欠下十多万元的外债。他们说，“有人劝俺找社区吃低保。自己能干的事儿，就不麻烦国家了！把钱省下来帮助比俺更困难的人吧！”（2月4日《河南商报》）

这样的口号是延续至今的的主旋律，很多人将之作为高风亮节的表现，即便个人处于困境而生活困顿，也不愿意向国家寻求帮助。传统的观念认为，自己能干的事就不要麻烦国家，那怕从道义上，抑或法律上，自己即便有天然的权利，但都不会使用这个权利。正是这种隐忍为先的思想，才使得很多人放弃了自己正当的权利，并因此错过了最好的被帮助机会。

那么，这样的权利放弃与让却，究竟值不值得提倡呢？如果从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来说，作出任何一项权利选项，都无可厚非。不过，从权利本身来说，这又不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做法。经历着18岁的女儿去世之痛，而自己又欠下十多万元的外债，按照国家低保或者救助的标准，其不仅符合条件也比别人更人资格。若其以“麻烦国家”的顾忌，而放弃了国家本应给予的帮助，实际上并非明智的做法。一方面，这其实是逼国家于不义，使得国家无从对其需要救助的群体，给予应有的帮助；另一方面，若是每个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在其无法获得更好的幸福保障之际，也会拉低整个社会幸福的指数。

更何况，谁更困难，谁更需要帮助，恐怕不是一种主观的臆断，而需要客观的评价。如果每个急需国家帮助的人，都认为自己不是困难中的人，那么就容易导致大量的本应由国家兜底的群体，错失了机会而被政策所遗弃。要知道，有的时候，权利的获得与保障需要自己的争取。因为你为自己争取权利，其实也是在为别人争取权利。当所有人的真实诉求，都被真实的表达出来之后，才会让整体形态得到更充分的展示，也才能在公共服务和公共决策上，更加科学而合理。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的困境并非靠自己就能摆脱，借助于外力或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个人的遗忘，就可能导致一个群体的遗忘；一个人的疏忽，就可能导致一个群体的疏忽。个体与国家之间，其实是毛与皮的关系，当个体的权利需要不能得到真实的表达和有效的满足，其实就无法激活国家的担当，也无法促进社会的进步。因为社会和国家的进步，离不开个体权利的表达和实现作为促进手段。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征地拆迁时，你若不怕麻烦国家，那么就可能面临“无处居住”的结果；当你面对食品安全的伤害后，若是怕麻烦国家，就可能让身心受到伤害。恰恰相反，正是你不怕麻烦国家，敢于和擅于拿起各种有用的工具，勇于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不达目的不罢休，那么就无法促进权力的自觉与自律，增加其道德的耻感和对权利的敬畏，而无法实现国家法治的进步，从而让权利保障更有质量和水平。

无论是现实的历程，还是国外的经验都证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其实是离不开权利的觉醒和升华，离不开基于权利救济下的自我保护。“不麻烦国家”是毋须提倡的权利选项，那只是传统的个体局狭之思，但不是基于“大道为公”的境界考量。有时候，为自身权利的利己，同样是一种辩证的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