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长江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对于国防的意义,推进“国防长江”的建设,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期间,亲自主持召开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长江和长江经济带的高度重视。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围绕“两个一百年”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长江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对于国防的意义,推进“国防长江”的建设,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1、交通问题即国防问题
交通问题也是国防问题。对渔民来说,长江的意义是打渔;对商人来说,长江的意义是赚钱;但对于国防来说,长江的意义是交通。目标、效率和速度是军事管理的三要素,后两者成败的关键在于交通。
最可靠的交通是最自然的交通
自然交通分陆路与水路。陆路是人走出来的,而水路则是数亿年间大自然预设的,因而更为稳定。
救灾效率是检验交通通畅水平的试金石。对此,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2008年那次冰灾。其间整个电闸都关闭了,许多野外架线设备被冻得变形,候车厅里人山人海,聚集着大量乘客。那时高铁还没有普及,不知今天的高铁如果遇到当时的情况还能不能开,轨道会不会发生变形。
再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救灾部队到了汶川却迟迟不能进入灾区,进去之后通信信号在深山里又不通畅。这迫使军人从几千米的高空实行高危空降。为什么?因为人工道路及可依赖的交通工具都失去了作用。
可见,最靠得住的交通还是最自然的交通。高铁和电气化运输的普及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便利程度,但是它们与最自然的交通相比,稳定性要差得多。如果战时因此导致兵员及装备送不上去,问题就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考虑军事问题,既要重视人工交通,提升交通的科技含量,也要重视自然交通,尽量保留、利用稳定性较好的交通。对长江而言,我们要更多地从国防的角度考虑它的意义。目前我们提出“平安长江、数字长江、阳光长江、和谐长江”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应该考虑再加上一个“国防长江”。
在中国的交通网络中,大自然赐予我们最长且横贯东西的交通线就是长江。它由西至东蜿蜒曲折6300余千米汇入大海,途经11个省市,比较国内其他河流而言,它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
“工”字形国防体系
中国国防体系呈“工”字形,上(北)边一横是长城,下(南)边一横是长江。连接北南两线的陆路是从北京到武汉的线路,水路是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黄河九曲,其运输条件远不如长江。
隋朝之前,中国江南的经济开发尚未充分,因而长江的政治作用更多的是隔离北方战事。隋朝是在过江平陈的基础上建立的。在组织南下平陈的战争中,身为前线总指挥的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意识到了资源运输的瓶颈问题,并在继位后修成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连接南北交通的还有从武汉北上的陆路,其特点用诸葛亮的话说就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的主要不是靠黄河而是长城,沿长城一线多是当时战争爆发的集中区和中原王朝的北部防线,由此也构成了中国古代王朝国防的第一道安全防线;大乱时期,能够保住弱势汉政权的往往要归功于长江,由此构成中国古代王朝国防的第二道防线。
而联系二者的,水路是大运河,陆路则是“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的京广线的咽喉——武汉。武汉在中国国防全局中具有核心支点的作用。
但是,直到隋朝时期,中国国防“工”字形结构的水路连接才真正完成,长江的国防功能大概到了南宋时期才真正得以显示。
在隋朝之前,长江以南多是荒蛮之地,天险难越,南北两隔,南方没有得到充分开发;隋朝之后,南方逐渐得以开发,这为盛唐的出现和南宋长期偏安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样也使长江的国防作用加速提升。
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后来的明成祖立都北京和“天子戍边”之事就不可能发生。建都的前提是大规模资源的持续跟进,大运河的建成为南方物资持续北进、保障北线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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