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当代的重大使命,是深度展开对资本创新逻辑的批判,进而反思地实现唯物史观形态的当代转换。资本创新逻辑展开的不仅是资本演进的谱系,而且是历史的不断构境。同样,对资本创新逻辑的批判也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代史,更关涉唯物史观的当代阐释。
一
资本批判一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场路径。彻底批判和颠覆仅仅在纯哲学之思即精神和话语领域内寻找在场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深度追问哲学背后真正的历史在场之谜,是马克思通向唯物史观逻辑的原初路径。然而,只有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历史才真正出场。现代历史的在场之谜,深藏在市民社会之中,资本就是使现代历史在场的真正谜底。现代历史本质上就是资本的在场,现代历史之谜就是资本之谜。因此,如果没有对市民社会即资本社会透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不可能有对现代历史之谜的科学解答,也就没有现代唯物史观。
资本批判所达到的深度是马克思历史观成熟程度的根本标志。在早期马克思看来:“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早期马克思借助于初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尝试以劳动为纲要来唯物地解释人的本质和世界历史本质,力图建构一种致力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劳动异化及扬弃的辩证法”。这是通向揭露“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根源进而让历史出场之路。然而,马克思进一步发现:“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不在抽象的人本身,而在于私有制。资本是私有制的最高形态。在深度的资本批判进程中,马克思抛弃了受费尔巴哈思想影响的抽象人本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中直接从劳动生产出发,提出了一个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为基础、全面生产为核心、社会形态及其更迭为框架、贯穿整个人类史的广义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看来,只要没有经过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完整透彻的实证批判,那么这一新历史观就依然带有某种猜想性质。唯物史观的真正确立,是在《资本论》之后。只有通过《资本论》完成了对资本深度的政治经济学实证批判之后,不仅诞生了资本批判的新历史观,而且借助于“从后思索”即“人体解剖成为猴体解剖锁钥”的逻辑,从而使整个新历史观得到确证和完善。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现代历史的本质内容,现代历史是资本的社会表现形态。资本批判在每一个关键点上都对应构成了唯物史观的支撑点。马克思揭破了资本本性和历史作用的二重性,同时就揭开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本质;对资本的扩展谱系的深度分析同时就科学把握了现代历史的走向;对资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深度剖析的同时就发现了由土地、资本和劳动衍生的三大社会阶级构成的现代社会结构;对资本总体谱系的一般解构就找到了理解资本全球化历史的锁钥;对资本危机必然结果的准确预测就包括了后资本的人类历史道路的科学指向。当然,作为一个伟大著作的未完成文本,马克思对资本历史的许多思考的付诸阙如也为后人留下了进一步创新理解的空间。
马克思晚年在对资本史前社会和“东方道路”的探索中重新阐释唯物史观的出场形态,也是以对资本全球化结构的批判性考察为前提的。资本史前社会无论是正在孕育资本的社会,还是走着独特的东方道路的社会,其命运要么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走向典型的资本社会,要么在资本全球化结构中通过紧密的相互作用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里展示的人类史图景,已经将原初《资本论》的一般资本世界批判向前和向后拓展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整体,其中包括了多线的民族道路,资本批判与唯物史观的视域更加丰满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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