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烨：“愚公移山”移自哪里？（2）

作为《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释者，张湛对《列子》的流传和文本情况当然也是比较了解的。在先秦时期，佛教尚未进入中国，至于佛经的广泛流行，则始于晋代。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换言之，张湛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列子》一书不是先秦古籍。在张湛看来，《列子》一书的内容颇多佛学思想的渗透，而语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载体，这意味着《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与佛经有关。章炳麟《菿汉昌言》卷四“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如此理解是正确的。对此，季羡林先生做过非常具体的研究。1949年2月，季先生撰《〈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3页）一文，该文为《列子》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季先生敏锐地发现《列子·汤问》篇和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都有关于“机关木人”（就是木制机器人）的记述。在经过细致的文本比对和深入的考察、探讨之后，他指出：“《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列子》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年）。”如此为《列子》成书断代是科学的合理的。但张湛《列子注序》称“遭永嘉之乱……仅有存者”云云，对此，季先生指出：“永嘉之乱大概是指的永嘉五年（311年）晋怀帝的被虏。”“永嘉五年上距太康六年只有二十六年。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在《生经》译出后短短二十几年内，在当时书籍传播困难的情况下，竟然有人从里面抄出一段凑成一部《列子》。”此说则可商榷。其实古人编书和传播书籍，速度非常之快。即以《列子》为例，其《周穆王》篇乃摄取汲塚书《穆天子传》而成，甚至连“机关木人”也被套装在“穆王西巡狩”的叙述中。《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因此，《穆天子传》的流传必在束皙等人的整理本完成以后，即太康二年至太康六年之间（281—285年）。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列子》一书应当始创于太康六年之后永嘉五年之前这26年之间（285—311年）。而特别令人惊喜的是，《生经》的译者竺法护也是《移山经》的译者！而“愚公移山”和“机关木人”的故事也都见于《列子·汤问》篇！如此看来，《列子》的始创者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法护译经。

《佛说力士移山经》，又称《力士移山经》或《移山经》。南朝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第二：“《移山经》一卷，旧录云《力士移山经》。”（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5页）隋沙门法经等撰《众经目录》卷第三：“《移山经》一卷，一名《力士移山经》，晋世竺法护别译。”（《大正藏》，第55册，No.2146）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第十三：“《力士移山经》一卷（或直云《移山经》），西晋三藏竺法护译。”（《大正藏》，第55册，No.2154）其作为法护译经的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移山神话乃是中古时期佛典的常见物语。我们试读：

昔佛在王舍城竹园中说法，时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却后七日，皆当命尽。自共议言五通之力，反复天地，手扪日月，移山住流，靡所不能。（晋法炬、法立译《法句譬喻经》卷第一，《大正藏》，第04册，No.0211）

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第二、卷第九和卷第三十都有相似的表述（《大正藏》，第04册，No.0212），东晋太元时期的名僧竺昙无兰所译《佛说忠心经》也有关于“梵志三尽道力”的移山故事（《大正藏》，第17册，No.743）。凡此均导源于《移山经》，由此足见其流布之广与影响之深。《移山经》是《列子》“愚公移山”故事的“前文本”，这一点比较容易发现，而另外两个“前文本”则相对深隐：

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篇，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页）

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卷第三《北山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