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的历史镜鉴（2）

这24篇文章，有一部分写了开国明君和中兴之主的良苦设计，也写了一些良臣能吏的大义担当，比如严格限制官二代参加科考的赵匡胤、动用非常手段兴利除弊的雍正，比如凭自身正气和智慧创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汤斌、用现代海权思维力争国家主权的吴大澂。

在政权创建之初，前朝败亡的教训锥心刺目，创立政权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明主，他们经验丰富，目光如炬。比如赵匡胤，虽然是靠军政权夺取天下，但他深知军政权不足以诠释合法性，就像欧阳修对“正统”下的定义：“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从周朝开始，为了矫正殷商的暴虐，就主张以德配位，一直到唐朝，唐人主张要直接接续周、汉道统，也就是以德为正的传统。在这个思想脉络中，贯穿始终的，是在合法性的序列中，把“正”排在“统”之前。“正”是以君子之仁德承接天地之仁德，获得了天地和百姓的认可，才成为君子之德，这个政权才具有合法性。所以宋太祖和宋仁宗，对天地和百姓，尤其是对生产和延续这套正统观念的士大夫，才心存敬畏，因为他们认可手中的权力来自于这些敬畏的对象。心里尊重，重在实施，宋朝在加强文治、制约皇权、平衡中央和地方权力、以经济繁荣缓解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等各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尊重。

本书中另外一部分篇章，呈现了大量明清官场的弊病，比如行政效率低下，官员唯上是从而欺下、唯利是从而瞒上，官场里满眼都是贪官、庸官、懒官、巧官。有奕劻这样的“交际花”，有曹振镛这样的官油子，还有陈演这样的闷葫芦。再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些典型不仅在明清有之，在历代官场中都不乏其人，确切地说是普遍存在于王朝末期的官场中。

为什么这些官员会扎堆出现，因为就像书中说的，“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到了王朝后期，一些良好制度运行不再顺畅，钻制度空子的成本越来越低。从皇帝到大小官吏，守成思想渐生，因无能而抱残守缺，因贪图私利而采取鸵鸟政策，这就产生了庸官、巧官，庞大的官僚体系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这样的政治环境，几个贪官就可以加剧腐败，何况巧用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顺，这样的示范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积重难返。官员的功夫都用在哄好上级，巧瞒上级，因为各级官员的权力均来自上级。书中说，“当官位爵禄都成为大肆买卖对象时，官场会呈现塌陷式反应”。如果上司能保守官位永固也可以，问题是，即使是皇帝，如果把权力仅仅作为满足一己私利的工具，那他也不能保证合法性永固，何况是一个政权中的官位。

在中国的王朝时代，每逢朝代末期，土地兼并、军事割据、官场腐败、流民四起，数症并发。一个重要原因是各阶层利益严重分化，不平等现象尖锐凸显。这时，应该去除特权，缓解因权力集中和分配不均而造成的不平等，但是，在过去，没有一个政权能真正认可权力来自于广大民众，权力天然地向上集中，向少数人集中，这个趋势会随着制度笼子的松散越来越严重。书中《慈禧收礼》这篇文章，生动地讲述了为了权力平衡的需要，连慈禧也很无奈，甚至无法封住已开的口子。如果治病于未病，这种四处掣肘、无从下手的局面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