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首要任务是协调和重塑三者的利益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真正取得成效，就必须兼顾政府、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不能搞政府突进，割裂三方利益；只有三者的力量得到统一，中国经济发展才会有真正的动力，其前提是三者的利益必须一致化；重塑和协调三者的利益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首要任务。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我们的理解，重点需要解决的应该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的实质就是经济中的异质性，即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或政府的不适当行为，使得经济中长期存在局部或大范围的套利机会，从而扭曲了市场参与者行为，使某类消费者或厂商行为在特定范围内有着相对稳定的不同行为模式。异质性的结果是会扭曲资源的配置方向与效率，降低市场效率，阻碍经济增长。

市场引导的结构性改革在中国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主导作用，政府干预结构演变的力度过大。具体看，供给侧的作用发挥比较小，原因是我们缺乏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结构演变没有走完全劳动生产力引导的方向，而且近几年还有所偏移；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速度比较慢，消费与供给之间不匹配。如果我们需要加快经济结构变革的速度，就应该提升市场对于结构变化的力度，弱化政府给予结构变革的干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和内涵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如何达到目的？

如果我们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释放中国的发展潜力，那么，它应该是一次全面的经济清洁过程，是一次创造性毁灭，旧的要让它过去，新的要让它到来；同时，它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标志，是经济二次腾飞的前提。如果要达到以上目的，以下几件事情非做不可：

要创造个人、企业、政府三者利益一致的经济环境，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在一个大的市场环境中，参与者的数量和性质都有较大差距，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个人、企业和政府，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当然其行为也有差别。但现代经济理论证明，在一个合适的信息环境下，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参与者可以达到相对比较统一的利益目标，也就是通过某一种特定的机制设计，可以使各方追求的利益一致化。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就是这一机制设计理论的典型代表，它统一了个人、企业、政府三者的利益，使个人收入、企业利润及政府财政收入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足够的收益，从而促使他们不断地为经济增长而努力，这种努力促成了中国超过30年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但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在前几年已经遭到了破坏，因为城市土地价值的不断上升，地方政府财政已经不需要依靠高速经济增长来获得，卖地是最好的选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和个人都在追求社会保障的完善。因为三者间利益诉求的差异，使得过去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失去，特别是企业被放置在一个孤立的地位上，经济减速在所难免。

我们认为，只有三者的力量得到统一，中国经济发展才会有真正的动力，其前提是三者的利益必须一致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真正取得成效，就必须兼顾三者利益，不能搞政府突进，割裂三方利益。

如何兼顾三者利益？首先是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企业可以盈利的预期，如较低的资金和原材料成本、较为合理的税收、投资的便利性、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等，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回到一个风险较低、收益前景较好的轨道上来；再者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与经济增长的水平有关、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有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有关、与人们的消费水平高低有关，它不能扭曲人们的行为，更不能投机取巧脱离经济环境。从而使政府利益与整体经济的利益相一致，而不能凌驾于经济之上。最后是要鼓励个人从劳动中获得收益，按照其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来获取收益，而不是从社会保障中获得收益。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即使是我们经济发展到了较高水平，整个社保水平也不应该是高的，应该是普惠，消除个人养老和医疗的过度风险。我们认为，重塑和协调三者的利益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也应该是首要任务。

重点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切实实行

（一）动员型经济的转型

中国的第一次经济腾飞，运用的是动员经济型模式，政府运用行政力量，通过市场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先是通过工业化以国际市场为增长平台，走出了一条有效的高增长路径；继而又通过动员式城市化，快速扩张城市建设，激活房地产需求，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大发展。这种动员式的经济增长，好处是政府激活了全社会的积极性，但带来的副作用是价格体系的扭曲、内外失衡、过度投资及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要解决上述问题而来的，但须注意的是，目前所采取的很多措施也是行政化的，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形成动员型经济的翻版，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行政干预遗留下来的问题，留下的还是行政干预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行为。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全社会对市场经济已经适应，企业也有了国际市场竞争的经验，政府已经不再需要在经济生活中的一切领域扮演具有控制力的角色，可以放手让市场和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让微观主体获得了更大的活力，政府只需要在宏观经济上保持稳定就可以了，而无需事无巨细。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政府来启动，但并不是说政府包办一切，更不是政府一家唱独角戏。这就需要政府审时度势，合理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规则入手，运用合理的激励手段，引导市场参与者向着政府希望达成的目标去努力。也就是政府应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动员型经济转型的关键是合理确定政府的定位，使其从经济增长的带领者转化为发动者，从前台走向幕后。其核心是弱化干预、强化协调。政府干预是中国工业化大推进的手段，为此使我们摆脱了贫困陷阱并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效推进城市化的问题。与以往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模式不同，中等收入陷阱突破不仅需要考虑生产供给面的效率，而且需要考虑消费模式的升级及其与生活模式的变化，人力资本和知识部门的发展成为新增长动力。这就必须给知识过程和知识部门成长创造环境，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时，就需要弱化政府干预，强化政府在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功能，在完善法制以保护产权、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及新要素培育方面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