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辉：中国文学研究须挣脱西学话语体系藩篱

改革开放以来，西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大量涌入我国学界。这一方面为我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带来了新的启示，开阔了研究者的眼界和思路；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研究者中国主体意识的稀薄和主体意志的软弱等原因，对这些观念及话语一味接受的多，批判分析的少。因此，在一些人那里，借鉴西方某种意义上就成了西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的直接搬用和移植，以之为最高学理依据来分析、研究中国文学现象成为一种时尚。一些较早的西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的“搬运工”，成为学术研究的得风气之先者，在一定范围内，正是这些“搬运工”站在了所谓的“学术研究的前沿”，引领着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向。这使得一些中国文学研究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西化倾向，我们的部分学术园地几乎成了西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的“跑马场”。

一些研究者直接套用西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文学经典，有意无意地扭曲、损坏了中国文学经典的原有意蕴。比如，一些人对《红楼梦》的解读，有的着重挖掘书中的“女性意识”和“生命意识”，有的主要论述其“后现代美学价值”，还有人从“西方死亡哲学”视角探究其中所谓的“死亡意识”；又如一些人对《诗经》的研究，有的分析诗中“莲”意象的“生殖崇拜”意义，有的从“时间意识”“心理分析”“知识考古”角度去解读，有的论述其中蕴涵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意识”，有的则对其展开“哲学人类学”思考。这些研究看起来新颖，实际上，都是套用西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来剪裁文学经典，离散其整体性精神蕴涵，使之沦为碎片化的研究素材。

我们再来看西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对我国红色文学经典研究的影响。比如，对《红旗谱》的研究，有的依据西方“话语权力理论”，着力分析“政治威权”压力下知识分子的“依附性”，阐述“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是如何被改写的”；有的则依据西方“意识形态理论”，指出《红旗谱》是“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超载与繁复”；有的依据西方“契约型叙事学理论”，把《红旗谱》的基本内容理解为契约的设立和毁约的过程，这样的批评话语实际上是在推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契约精神，并以之替换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显而易见，在这些研究中，不少观点不仅于正确理解作品无益，反而对其思想内容和价值立场产生了一种歪曲和颠覆效应。

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身体理论”也常常被一些学者生吞活剥地搬用到一些红色文学经典的研究中来。有学者以“家庭、身体与虐恋”来描述《红岩》的主题结构，有人从“身体视阈”探索“《红岩》的革命意识”，有人以“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狂欢”分析《红岩》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有研究者甚至从“身体欲望”视角认为《红岩》“存在反现代的气质”，还有人移植“‘政治’对‘肉身’的排斥”模式谈论《红岩》中“‘政治’对于‘真实人性’的篡改”。这些西方学术话语下的研究议题设置，使红色经典的崇高意义和精神价值被贬低、矮化，甚至被卑俗化、猥琐化，抽掉了红色文学经典作为伟大民族精神的一种现代支撑的历史意义。

在西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影响下，还出现了以西学理论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象。有些研究者用西方“原型理论”“谱系学”“知识型”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重要概念“典型”进行解读，使其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内涵发生了偏移。“意象”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核心范畴，一些研究者却从西学“格式塔”“概念整合”“精神分析”等理论出发去解读和阐释，还有学者从“符号学”理论出发系统研究《文心雕龙》，使这些范畴和著作所承载的中国美学意蕴和审美精神都被削弱了。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或中国传统文艺观“代入”到西学理论框架的研究取向，严重削弱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好像我们的文学观念只有依靠西学来论证才站得住脚，才会有学术讨论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