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美国的新闻底线与舆论导向（2）

国家利益不容侵犯

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理智的爱国心，也许不那么慷慨和热烈，却更有生命力，更加持久。这种爱国心来源于理性，它借助法律而发展，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增加，最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个人利益混合在一起。一个人能够领悟国家富强对个人福利的影响，知道法律可以帮助他实现这一福利，他关心国家的繁荣，首先因为国家繁荣于己有利，其次因为自己能对国家繁荣有所贡献。表现在进步时代，就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将个人福利和命运的改变，与改革及其所带来的国家富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老罗斯福、威尔逊等政治家则有力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强有力的社会氛围和支持力量。而美国人的明智之处即在于，他们相信，只有国家的富强，才会带给个人更多的发展机遇。

给社会转型以时间和耐心，也对美国式的舆论导向有着微妙影响。梦想的实现需要时间，时代的转型也需要耐心，美国学者也在试图说服人们，“任何道德转向的工作都需要经历一段又长又缓慢的社会重组和个性解放的过程，直到重组被部分完成，个性得到了解放，国家建立了纪律并得到净化之后”，（[美]赫伯特·D·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王军英、刘杰、王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页）社会才会化蛹为蝶，超越自我。因而，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转型阶段，绝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都选择了与政府站在一起，推动变革，这在上个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罗斯福新政”及“里根经济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此。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主流媒体也随之扩大了影响力和话语权。

美国媒体对民众和国家利益的守护精神，在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广播公司（ABC），还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每天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和深挖此事，《纽约时报》甚至每天开设专门的栏目，题为“第××天”，报道最新进展，也对政府和英国石油公司施加压力。事实上，墨西哥湾石油泄漏影响美国海洋环境和渔业的消息，在美国媒体的传播下，对英国石油公司确实形成了极大压力。尽管奥巴马政府在事故发生初期反应并不及时，也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但奥巴马政府显然不是美国媒体在这一事件中的“工作重点”，它们的“工作重点”是连篇累牍地对英国石油公司进行抨击，以使其在善后和赔付问题上就范。而最终，在美国政府与媒体的联合施压下，英国石油公司做出了数额巨大的、全方位的赔付。无独有偶，在2010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中，美国媒体也成为督促政府采取积极作为，并最大限度地为消费者讨回公道的关键因素。

对受众利益的重视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在很多时候是互为表里的。在美国新闻史上，《纽约时报》战胜它的日报竞争者《纽约先驱论坛报》就是一个典型的证明必须长期忠于读者和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例子。二战爆发时，两份报纸都已有可观的发行量。当战争使新闻纸实行定量配额时，在固定的版面上是刊登更多的新闻还是更多的广告，每家报纸都必须做出抉择。《纽约时报》选择了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选择了广告。后来的结果是，《纽约先驱论坛报》于1966年倒闭了。《纽约时报》的老板奥维尔·德赖福斯对此的评论是，《纽约时报》获胜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在二战中重视新闻胜于广告，忠于读者持之以恒。

对国家利益的呵护，成为美国媒体报道中自觉坚持的长期的舆论导向。即便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对政府的内外政策有疑义，但由于主流媒体实际掌控者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取向与政府及军方相近，媒体还是会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一致，它们会心照不宣地携手制造舆论、影响民意，推动国家目标和集团目标的实现。

华尔街的利益不容挑战

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媒体兼并潮，深刻改变了美国的舆论环境，6家大公司逐渐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强化了美国媒体的垄断化和公司化趋势。传播媒介日趋垄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美国的大公司与媒体之间形成了密切的链条关系。如今，美国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拥有一家以上重要的媒体，也很少有哪家规模可观的媒体不在一个大产业中拥有一家公司。这也使得美国主流媒体需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总统选举、类似“占领华尔街”“民主之春”运动）做出倾向性选择，这种选择与媒体自身的意识形态有关，更与媒体的实际控制人或者说它的大股东有关。媒体的为难之处在于，它本该保持一定程度的公正和客观，或者说坚持自己一贯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但它又不得不保持某种平衡，不至于冒犯大股东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

回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并购潮给华尔街和大公司带来的话语权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那些政策和舆论依赖度较高的公司来说，通过并购，它可以号召下属的新闻传播媒介来帮助它做最想做的事情——影响公众舆论和政府的政策。最低限度，这家公司也能确信下属媒体不会轻易对母公司以及子公司进行损害性的报道，至少会将这种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程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0年代之前最反感媒体的部门（一些大公司），却在那之后越来越多地拥有了媒体。

“圣牛”（Holy cow，意指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或物）是美国新闻界无可回避的现实。媒体眼中的“圣牛”通常包括大公司老板及其家属和好友、主要的广告商及媒体公司老板的政治事业，他们在新闻中往往会得到照顾，轻易不会受到批评，总是能够置身于令人困窘的消息之外，或者被保证有一个正面的形象。他们的存在，是媒体市场化和集团化的产物，也是新闻从业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矛盾：新闻理想鼓舞他们要直面并努力揭示这些“圣牛”的丑陋一面，但生存的需要又使他们必须考虑媒体及自身的长远利益，避免“赢了战役，输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