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将在全球市场中产生“主场效应”

中国当前正处在现代化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折期，文化发展面临重大市场机遇，也将在全球文化市场中产生“中国主场效应”，即我国将从“创意进口”、“成品出口”时代走向“创意出口”、“成品进口”时代。但是我国目前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仍将有一定阻力，已经出台的政策能否落地，并且形成长效的体制机制，还有待观察。

制定“对外文化发展战略”，克服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短板”

本世纪初中国主动推出的“文化走出去”，取得了一定业绩。但毋庸讳言，我国“文化走出去”在实施层面有个与国内文化建设类似的通病：将文化交流活动等同于“外宣”，重视政府的直接推动作用，忽视对民间-民营主体的政策支持；只关心硬件建设，忽略效应评价；只问是否走出国门，不问是否入脑入心；一句话，只关心外延性增长指标，不关心其内涵性的真实影响力。因此，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一块“短板”。文化影响力的根本特性就在于“直指人心”，因此，中国对外文化战略应以赢得域外民心为旨归，简单地说就是要赢得域外民众对中国的好感。

开展价值观对话，克服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价值缺位”

如何赢得域外民心，如何赢得域外各阶层人群的好感，这是构建中国对外文化战略时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而赢得人心的根本在于价值观的认同。克服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文化短板”的关键在于克服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价值缺位”。

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或“文明型国家”，就要积极寻求与域外民众共同构建“可分享价值”（Shareable Value）。“可分享价值”可以形成最广泛的共识，为世界各国以历史资源为依托，通过渠道多样、内容广泛的国际交流而达成新的全球治理框架提供极大的可能性。这种“可分享价值”的提出可以视为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普世价值”构建，从而成为新一轮全球化主导国家的关键性举措。

提出“文化治理体系”方案，克服文化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建设”瓶颈

当前，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已经成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新途径。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呈现出了一条从“办文化”到“管文化”，又从“管文化”到“治理文化”的逻辑路径。我国传统的文化管理体制是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自己办文化的体制，2003年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但是，管理文化意味着使用一种普遍去差异化的标准、以及行政-中心化的系统来规范和管理文化领域的各种活动。显然这种做法很难有效应对文化领域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应成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和方向。

从具体措施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要“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这是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我们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将政府职能转交作为配套政策，“十三五”时期应该将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交，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突破口和主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