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家治理：“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

2011年中东剧变前，有关阿拉伯世界治理失败的报道经常见于报端，尤其是联合国组织编撰的《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将阿拉伯世界存在的政治专制、民生艰难、贫富分化、教育落后、性别歧视等弊端揭示得淋漓尽致。某种程度上，2011年中东剧变就是这种国家治理失败的集中爆发。这场剧变本身带有探索国家治理新模式的性质和任务，因而其一度被寄予厚望，称为“阿拉伯之春”。

事实上，在民主政治的发祥地欧洲，同样出现了民主衰落倾向。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目前，欧洲政党加速衰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政党在过去3年里总共流失150多万党员，英国选民入党比例不足1%。丹麦、芬兰、荷兰只有1/3民众相信政党政治，德国和奥地利这一比例为1/ 4，法国、意大利和许多东欧国家只有1/10或更少的人相信。美国也出现了大规模抗议“金钱民主”的运动。这些迹象表明，民主政治在西方声望日衰，中东国家更不可能将其视为纾解困境的利器。

中东国家治理两大结构性问题

从宏观理论看，数年来的中东民主试验，暴露出中东国家治理两大结构性问题。一是难以把握稳定与改革的关系。过去相当长时期，中东国家盛行威权政体和强人统治，这种政体能够确保政局稳定、提供必要“公共产品”，但长期“超稳定结构”导致政坛一潭死水，乃至出现“家天下”趋势，如埃及穆巴拉克试图“子承父业”；利比亚卡扎菲不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同样存在世袭统治可能。这些国家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陷入动荡乃至政权垮台，部分原因就是民众对这种集权统治模式心生厌倦，渴望新的政治变革。但由于这些国家整合不成熟，教派、部族、民族等潜在矛盾突出，因此一旦中央政府控局能力下降或政权垮台，必然导致教派矛盾升温、部族意识复苏、极端恐怖势力兴起等种种负面效应。政治转型时“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种困境令中东国家探索治理模式之路左右为难。二是难以避免宗教与世俗力量矛盾激化。阿拉伯国家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并将其定为国教，但现实政治中则实行政教分离。这种道统与法统分离导致中东国家始终存在明暗两条线：明线是世俗政权和世俗力量，暗线则是活跃在民间和地下的政治伊斯兰势力。例如，埃及穆兄会1928年就已成立，该组织只要有机会，便设法进入体制内部；若没有机会，则与政府各行其是，逐渐向体制内渗透。因此，中东只要出现重大历史变动，总会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身影，并因此加剧教俗矛盾。

2011年中东剧变中，埃及的穆兄会及其隶属的“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利比亚的“正义与建设党”等处于蛰伏状态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打着反对独裁统治、增强民主合法性的旗号应运而起。埃及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还在2012年选举中当选总统，并在掌权后推行“伊斯兰化”政策，由此导致世俗与宗教矛盾白热化、公开化。埃及军方2013年7月罢黜穆尔西，并在反恐名义下关闭27000多家宗教场所，1400名穆尔西支持者被杀，1500人被监禁。穆尔西也以间谍罪被判处终身监禁，穆兄会领导人巴迪亚被判25年徒刑。在此背景下，穆兄会暴力化倾向增强。2015年6月29日，负责审理穆尔西案的总检察长遭袭身亡。2015年7月，13名穆兄会成员涉嫌在苏伊士运河区域布雷被捕。由此使埃及陷入“深刻而尖锐的社会分裂”。“要么是世俗独裁，要么是伊斯兰民主”，这种两难处境令阿拉伯国家左右为难。中东国家探索治理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