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与“神探”：狄仁杰早年的传奇人生（2）

其次，狄仁杰有着丰富的地方和中央工作经历，而且大都与司法刑狱相关。显庆年间，二十多岁的狄仁杰应了明经举，中第之后，被任命为汴州（今河南开封）的佐官。在那里，他的特殊才华被奉命巡察的阎立本发现，朝廷遂改命他为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

阎立本是唐朝初年的丹青大手笔。他从狄仁杰的眼神中，看到这是一个很阳光很自信的青年官员，他那坚定的眼神中，透露出不会为外物所动的执着，那是一种有追求，敢担当，遇事不会惶恐的可贵品质，绝不同于那些游移不定的眼神中体现出来的卑下和盲目。

上元二年（675年），因为在并州法曹任上的出色表现，狄仁杰调至大理寺，担任大理丞，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大理寺是朝廷法司，掌管国家司法审判的具体事务，寺设六丞，分别负责寺内日常事务，以及审刑断罪之事。

十几年的法曹经历，让狄仁杰很快从六个寺丞中脱颖而出。大理寺积压旧案非常多，仁杰上任以来，不避繁重，年内便审结一万七千人，决狱允当，并无一人称冤申诉。到了年底考课的时候，大理寺根据仁杰的作为，定为中上考，报到吏部也没有异议。可是负责京朝官考课的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却想当然地认为狄仁杰初任此官，不应该得中上考，便将其报告否定了。大理卿张文瓘认为不公，亲自找到刘仁轨讲明情况。仁轨听说狄仁杰一年内断刑狱一万七千人，又无冤诉，大为吃惊，连称失察，并且将中上考改为上下考。唐代考课，分为九等，而一般人所得，最多也不过中上考（第四等），几乎没有人能得到上下考（第三等），至于上上考和上中考，那更是闻所未闻。而狄仁杰竟以新任官员得到了上下考，这充分说明了他具有杰出的学识和才干。

在大理丞任上，狄仁杰办得最出名的案件，是仪凤三年（678年）“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案”。这年九月，守卫唐太宗昭陵的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上的柏树，被人告发。高宗大为震惊，悲泣不自胜，便将善才和同时守卫的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下狱，命大理寺严加惩处。大理寺奏称依律法应将其免官除名。高宗要求将善才等处死。大理寺上下，只有狄仁杰执奏不可，认为权、范二人罪不至死。高宗脸色一沉，说：“善才砍我父皇陵上柏木，陷我于不孝。我知道卿是好法官，但这次却一定要将此二人处死不可。”大理卿张文瓘赶紧示意仁杰，让他退下，不要硬撑。仁杰不为所动，引经据典，断然反对，他说：“今日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棵柏木杀此二人，千载之后，人们又会如何评论陛下呢？这才是臣不敢奉诏的原因。”结果是高宗只得免去权、范二人的死罪，依准大理寺所奏。不久，狄仁杰提拔为侍御史，还是与破案有关的工作。

再次，狄仁杰有真性情。狄氏本出于羌人，先辈们在南北朝时还尚未脱去轻文好武之风。不过，到了仁杰这里，他家早已是浸染汉风，精熟于儒业，父亲和他自己都是明经登科而进入仕途的。从他的名字也不难看出父母对他的期望。仁杰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养成了孝友恭悌的性格。当年他从汴州到并州赴任途中，路过太行山，南望河阳，看见天上白云孤飞，有些伤感，就产生了深深的思乡思亲之情。《旧唐书·狄仁杰传》的原文是：

其亲在河阳别业，仁杰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所居，在此云下。”瞻望伫立久之，云移乃行。

这是讲狄仁杰的孝，对故乡和亲人的一种真挚情感，丝毫没有做作，完全是真情的流露。望白云孤飞，而想到白云下面是故乡，白云下面有日夜思念的亲人，抬头仰望良久，等到白云移开了，才动身前行。这个场景本身就像一首诗，与众多唐代诗人关于思乡的作品可以呼应起来，让人想起贺知章《回乡偶书》里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里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更使人感慨于崔灏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狄仁杰不仅孝于亲，而且对同僚也非常友善，富有同情心。他到并州都督府任上不久，同僚郑崇质（一作郑崇资）奉命要去番邦公干，路途遥远。而郑母却老病不堪，需人照料，崇质真是左右为难。仁杰见此，便主动对崇质说：“太夫人重病在身，而公却要远使他方。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不是更要让太夫人忧心吗？”于是便找到长史蔺仁基，要求代替崇质而行。仁基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很是赞赏，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又称赞他说：“狄公之贤，真可以说是北斗之南，一人而已。”其时，蔺仁基正与并州都督府的司马李孝廉不和，因见狄仁杰所为，就主动找到李孝廉释怨，对长期以来难以和睦共事的同僚说：“吾等岂独无愧耶？”由是相待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