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社会治理基本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获得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政权建设时期，使其有机会系统总结中央苏区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治理经验，并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形成了以法制和民主为特色的，机制与文化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新路。

公道法制是必要基础

良善的社会治理需要有一套制度作为基础，而公平、正义则应是社会制度内在的最重要价值。延安时期，党总结了苏区时期的经验，创造了以“抗日民主制”为核心的新型法制体系，充分照顾到积极抗日的各阶层的利益，在广泛的社会层面实现了公平正义。

法制的公平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土地租佃条例》中，号召地主严格遵守法令，减租减息，同时防止佃户方面“不愿交租，或者明减暗送，或者要求一减再减”等倾向；在规范借贷的法律中，既限制过高利息，减轻劳动人民的债务负担，又保障合法债务契约的履行；在劳动法中，既提高工人工资待遇，也注意提高生产效率，保障企业主的适当利润。在先后制定的多个征粮条例中，更是反复申述“使人民负担公平合理”。法律制度上的“公道”，构成良善治理的前提与基础。

社会团体是组织力量

发起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辅助社会动员和治理，推动法律制度实施，是中国共产党自苏区以来形成的重要经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社会组织辅助社会治理的经验更为成熟，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成立有救亡、文化、宗教，以及工农学商等各类社会团体及组织50余个。

为了发展生产，在农村地区建立起“互助组”，实行集体生产劳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工商业中，建立起各种“合作社”，通过一系列章程，有效地实现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组织化，优化了人力物力配置，也方便了社员之间的消费流通，改善了人民生活。为了应对灾荒，边区政府领导群众设立“义仓”，组建义仓管理委员会，以积谷备荒的群众互济组织形式，在平收和丰收年陆续存粮，准备歉收和荒年时调剂粮食，免除群众恐慌。为了禁毒戒烟，陕甘宁边区让有烟瘾者参与生产劳动，通过社会团体组织群众运动，以村民大会、市民大会等形式，甚至发动妇女、儿童等做劝诫运动，取得了很大效果。边区还建立了“回民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等文化组织，通过举办民族文化活动，联系少数民族同胞，促进了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