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治道的重要性不要小看

方朝晖:治道的重要性不要小看

儒家讲“礼大于法”,是因为认识到制度和法律在中国文化当中不是最强大的。法治在中国文化中不如礼治有效。“圣人缘人情而制礼”,礼有一个好处是顺人情,法律是一刀切的,一刀切的东西容易不顺人情。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建立制度、强调制度,另一方面又不要不断地调节制度、变更制度。钱穆先生曾说,研究中国古代税收制度时,发现古人发明的税收制度多么精致、高明,几乎什么好制度都发明过了。但是再好的制度过了几十年下来也都是百孔千疮,为什么呢?因为再好的制度都有不合乎人情的地方,中国人一旦发现不合乎人情就开始变通。所以不是因为中国人发明制度的能力差,而是认识到这个特点,没有把希望寄托于硬性制度上,而更重视礼制。

我们现在批评古代的君主制度,觉得不好,但是研究发现,君主制在人类绝大多数国家盛行了几千年时间,可能也是因为在当时没有更好的制度。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接受君主制度。制度的存在是有历史时代条件限制的,可能在那个历史时期只有那种制度才是有效的。任何制度都有它的缺点,不能因为它和今天理想的民主制度不一致,所以你就要一味从负面来理解它。没有超越文化土壤和历史情境的抽象意义上的制度,只有在现实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制度才是有效的。脱离历史文化土壤,从抽象的人性论和价值原理来建构制度,是害人害己的不负责任行为。

中国今天的问题可能不是像自由主义讲的那样,把制度变革当作最紧迫的任务。最首要的任务是治理方法的改进。

我曾经和一些朋友讲,治道的重要性不要小看。政体不同,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就能改变了吗?不会的。你看看台湾,大资本家控制了立法委,更加拜金主义。很多民主国家都是资本家说了算。

现在很多学者过分地关注制度变革,忽视了社会治理的学问。即使你真的让社会制度脱胎换骨,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风气已经腐烂透顶,再好的制度也没办法很好运作。

贪官的腐败,除了个人私欲,也是因为整个社会把钱看得很重要。如果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了,贪官污吏即使不能消灭,也会大大减少。所以好的治道可能创造奇迹。

因此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还是正风俗、明人伦,制礼作乐、移风易俗,重塑行业自治和社会自治,这些才是社会自我约束最强大的动力机制,是社会道德最深厚的蓄水池。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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