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章 做合格党员（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媒体把它叫做“宽松软”，现在叫做“严紧硬”。但是不管怎么概括，现在在从严治党的问题上，“不敢腐”的作用发挥出来了，“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在反腐败方面，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苍蝇”，特别是“打老虎”的效果非常明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十八大，这63年中落马的省部级和中管干部是145名，而十八大以后到2015年年底则有140多名，如果把2016年前三个月的“打虎”数都算上，应该可以跟前63年持平，甚至还要多一点。经过这样的严厉打击，我们的政治生态中出现了新的风气。人民论坛的调研分析显示，“吃喝风”得到有效治理。十八大以来，我们反腐败坚持的时间，跟以往相比是最长的，这关键在于中央领导的带头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得到了有效治理。但是，我们依然存在懒政、怠政的情况，甚至可以这样说：治理懒政、怠政要远远难于反腐败。

另外，对于如何重构我们的政治生态，60%以上的人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完善体制机制。对于形成新秩序，66.7%的人是有信心的。75%的人认为反腐败必须立法，必须制度化。通观这些数据，我认为大家对于政治生态的共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具体到个体党员身上，我认为，我们党员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我们的主流还是立得住的。如果主流都立不住，那么这8700万人基本就“散架”了。虽然很多党员在平时并不一定很先进，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在重大节点上，还是能挺身而出的，而且这种人占大多数。

前两年海南刮台风，有两个包村的乡镇干部组织大家安全转移，但是有一个老太太死活不肯离开村子，这两个人听说以后，就返回去找老太太。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台风提前到来，这两个人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像这两个人一样的普通党员，他平时有缺点吗？可能有。有优点吗？肯定也有。可以说是缺点优点并存，也许有的时候群众对他们办事也不太满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能站出来，这就是共产党员。这样的党员在党内还是居多的，毕竟极好的、极优秀的党员是少数，极差的党员也是少数，处在中间的、最多的就是这样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的党员队伍建设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比如党员的社会身份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情况又带来了另外一个现象：党员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都大大增强了。因此，用过去单一的方式进行党内思想建设恐怕难以为继。党员的政治诉求与其社会生存状态密切相关。我们要求大家服从组织纪律，这没问题。可是我们应该看到，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诉求，让一个人完全摆脱他的社会生存状态来空谈政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此背景下，党建难度加大了。一是党内能否有一个通畅的渠道用以表达诉求，而不是有问题就去闹事。二是我们的思想工作要符合实际。解决党员问题还得跟社会大政策结合起来，单靠一个基层组织解决生存问题，基本不太可能。有些基层责任大、资源少。比如，非公企业和“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里有大量的白领甚至金领，可如果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们去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基本是做不通的，话语体系不一样。另外一种情况，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到农村去做群众工作，遇到重大项目拆迁等事情，也存在不会群众语言的问题。这两种情况都有，一是针对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党员，基层工作者的话语跟不上，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二是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到基层和社会底层的群众打交道，从话语体系甚至服装服饰都需要发生变化。

到底如何考核基层党建？有些形式不能没有，内容和形式是一对概念，所有的党建活动都需要有抓手、载体，但是考核的时候过于强调载体，也未必合适，因为容易导致形式化。比如，“台账式”管理本来是个好事，支部有什么活动随时记录下来，可如果有的村里都空壳了，年轻党员都走得差不多了，“三个党员五颗牙”，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再记“台账”，基本不可能了。而且，过分强调记“台账”，还会导致假账。所以，党建的形式需要有，但关键在于中心工作，中心工作完成不好，党建形式做得再足，也未必优秀。

二、“两学一做”，基础在学

开展“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学习共产党党章党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第一，学党章要与学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相结合。

党章总纲部分集中体现了我们的政治目标。“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但这并不意味着纲领不重要，因为外界毕竟是根据纲领来判断我们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所以，学习党章主要是解决政治方向问题、党的性质和宗旨问题。

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党章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的记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那么，现在发展情况如何？这就是中央讲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问题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首先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然后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更具体的就是“一带一路”总规划、供给侧改革等等，这就叫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另外，学党章和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要注意变和不变的关系。比如，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是始终不变的。民主集中制从1927年写入党章，至今没变过；党的性质，原来说“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十六大增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这是一种发展；宗旨也从来没有变过。但是，指导思想是开放的、发展的。另外，一些具体条文也是与时俱进的。比如共产党员的义务、基本权利、基本责任都没变，但具体的内涵有变化。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过去有一句大白话：土改时斗地主，大跃进时多挑土，改革开放初期带头致富。党员需要学什么，也是不断在变化的。对领导干部的要求，现在有“敢于担当”，过去没这么说。

第二，思想教育与制度相结合。

“两学一做”要着力解决理想信念淡漠、宗旨意识淡化等问题，说到底，这是思想教育和制度两者结合的问题。社会学认为，人的全部行为就取决于两条：一是价值，二是规范。价值指的是发自内心的价值追求。规范是外在的约束。作为党员，既是一个社会人，又是一个政治人，因为加入了政治组织，所以首要的就是政治理念，政治理念是维系政党整体性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党是否团结。

我们来看13位中共一大代表，他们的结局与各自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陈公博、周佛海在一大之后不久就退党了，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连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没闹明白，很快就发现不是一回事，于是分道扬镳。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出逃了。还有四个人脱党了，这四个人的政治理念很有意思。李达是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但他不是革命家。早期共产党组织，有的叫共产主义小组，有的叫共产主义研究会，李达以为是去做学问的，没有想到还要干革命，就退党了。新中国成立后他重新加入共产党，还当过武汉大学的校长，因为他确实有学问，毛泽东同志对他很尊重。刘仁静、包惠僧脱党，因为从大革命后期开始，特别是大革命失败转入地下后，他们对中共到农村搞游击战争、武装斗争的做法很不满意，于是退党，中共也把他们除名了。这是政治理念发生了重大分歧。而李汉俊不同，他是在大革命后期和陈独秀个人意见不合，一气之下退党了，年轻人情绪化色彩比较浓，意气用事，后来他被国民党逮捕枪杀，牺牲得非常悲壮，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追认他为烈士。还有三个人牺牲了，他们是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英年早逝。他们都是为信仰献身的人，值得我们高度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