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平：警惕微信舆论场中的“舆论暗潮”（2）

微信舆论场的引导策略

在传统媒体的视域下，舆论是可以测量，这就意味在传统媒体视域下的信息传播是“看得见的”，其引导的难度也相对较小。而微信舆论场出现以后，独特的生成机理和信息传播特点，决定了其虚拟性更强，引导难度更大。立足于当前微信舆论场的引导困境，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加强对微信舆论场的引导，让微信舆论场回归理性，积极引导社会正能量，为我国社会管理服务。

一是政府和主流媒体应积极建立微信平台，占领微信舆论场高地。基于微信圈的私密性，外部议题要正式进入微信舆论场，必须依赖于公众微信平台。2013年4月，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开始积极入驻微信平台；同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网页正式开通政务微信，作为国务院信息发布的平台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无论是主流媒体层面还是政府层面，都在积极创建公共微信平台，以有效引导微信舆论场。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很多基层政府并没有开通政务微信，这不利于发挥基层政府在微信舆论场中的引导作用。⑦由此，基层政府应与时俱进，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共微信平台，并在公共微信平台及时回应微信用户所关注的焦点问题，针对符合公共价值观的微信信息，可以进行转发。

不仅如此，作为政府和主流媒体而言，还需要树立“领地意识”，积极主动设置议程，在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之时，迅速通过微信公共平台发布真实、准确的消息，用政府的政策议程去引领媒介议程，第一时间占领微信舆论阵地。与此同时，政府与主流媒体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政策议程与媒介议程的互动，引起微信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的共振，进而有效引导微信舆论。比如在APEC会议召开期间，“APEC蓝”在习近平主席讲话中被提及，政府就可以以此为契机，将“APEC蓝”设置为微信议程，由此可以引发微信用户的关注，进而引起其对于环境保护的关注，此举可以有效地引导正面舆论。

二是明确引导主体，健全微信舆论场信息监管机制。整体上来看，目前我国政府虽然重视发挥微信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 积极开通了政务微信平台，但对于微信舆论场的信息监管还不到位，这给微信舆论场的引导埋下了隐患。在微信舆论场的引导过程中，政府与微信运营商无疑应当承担起引导主体的责任。对于政府而言，可以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以净化新媒体生态环境，为微信舆论场信息监管机制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在法律法规中，可以明确规定微信运营商对于微信信息的技术监管责任，可以要求微信运营商通过设置关键字审核程序的方式，对微信信息内容进行自动过滤。对于微信运营商而言，对于比较偏激、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信息，微信运营商应直接进行屏蔽。对于被转发很多次的微信信息，可以开启人工审核机制，审查信息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尽量避免谣言在微信舆论场的传播。除此之外，微信运营商还可以制定严格的注册用户审查机制，实施实名注册制，此举有利于准确定位微信舆论场的信息来源，也有利于微信用户做到“自我把关”，不随意转发虚假的信息。

三是注重发挥微信“意见领袖”的作用。与微博一样，微信舆论场中也有“意见领袖”，他们在引导微信舆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有效地发挥微信“意见领袖”的作用，也是新时期微信舆论场引导的重要突破口。一方面，可以加强对微信“意见领袖”理性舆论观和价值观的培育。可以对微信“意见领袖”加强媒介素养的培养，督促他们在表达诉求之时，采取合理的方式；针对未经核实的信息，不随意转发，不随意评论，让其在微信舆论场坚守基本的媒介道德准则。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其信息发布行为进行重点监管。在微信舆论场，完全依赖于“意见领袖”的自律显然难以发挥其在引导舆论中的作用，还必须对其信息发布行为进行重点监管，对其身份进行严格审查，对其所发布的微信信息内容进行审查，如此才能从技术层面避免“意见领袖”在微信舆论引导过程中的失控。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