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治理战略思想的基础、关键和力量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13亿人口，了解中国要切忌‘盲人摸象’。……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大国情怀”是习近平总书记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大国政贵有恒，不能随便“翻烧饼”，那样并不叫有魄力，相反是不稳当的表现。在与外国友人谈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表示，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建设，很不容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年多的国家治理发展进程彰显出：“大国治理战略”是一以贯之于习近平总书记全部治国理政实践的核心思想和理念，是指导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取得一系列新成就的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习近平总书记大国治理战略思想体现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思考，既是其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的具体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国治理方略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大国治理战略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大国治理哲学思想之精髓，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战略基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近代以来，中国成为各种力量的角逐地、各种制度的试验田。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成就了今日之中国——一头已经觉醒的、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把中国比喻成一头睡狮的拿破仑曾说：“人是根本无法决定未来的，只有体制才能决定一国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他所说的时间节点，是建党一百年的时间节点，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时不我待，自当奋起。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把如何从法治上为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作为主题，因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从党的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到四中全会，制度建设层层递进，一步步落在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他把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不仅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曲折发展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已经十分明白地告诉我们，制度是发展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大国治理的根本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制度建设要适合本国国情，强调制度的本土性。新发展经济学极其重视转型国家历史文化传承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对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在别国适合的东西移植过来未必适合本国国情，制度也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共识。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后总结道：“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历史转折期的大国,在选择国家治理体系时要更加注重民族精神血脉和历史精神的延续。他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