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管服务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广州《小学午休一席难求学生无奈上“黑托管”》，引起了多方关注。到底广州全市持证的托管有多少家？记者通过广州市工商局了解到，目前登记经营范围为“学生托管”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仅15家。而仅在一所学校附近1000米以内，就有提供托管服务的场所至少10家以上。需求量之大跟正规军之少，何以如此悬殊？手续多、门槛高、利润微、需求大是“黑托管”遍地开花的主要原因。（9月13日《南方都市报》）

学生托管的问题，是一项新的社会需求，也并不只是广州存在。随着都市小型家庭的增多，和学生作息规律的调整，无论是学生中午休息还是放学后的托管，都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但现在所呈现的困境是，学校无力托管，社会虽衍生出了诸多的托管机构，但在资质和安全上又存在隐患。所以令不少家长和学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按照一般的逻辑，既然有着如此强大的需求，只要降低市场的准入门槛，就不愁孩子没有去处。但问题在于，孩子的托管无小事，制定严格的监管标准很有必要。然而，监管标准高了，一方面，很多小型的社会托管很难达标转正，自然抑制了市场的供给，再说监管效率也是个问题；另一方面，高标准对应的只能是高成本，其给家长带来的成本压力，不可忽视。就此而言，简单将托管的难题交给家长和市场，其实几近于无解。

学校之所以无力承担托管，主要是额外收费承担托管之责缺乏明确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就完全对托管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毕竟，托管也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所衍生出的问题。遵循着这一思路，其实托管的问题，或许就相对更好解决。比如，学校提供场地，由家长与财政部门共同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办托管。如此既可增加托管的质量，也可降低成本。事实上，近日湖北省所出台的“托管意见”就采取的是这一思路。该意见规定，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服务遵循“家长自愿，校内实施，成本分担，有效监管”的原则。小学生是否参加托管，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学校要无偿提供校园内教室等托管服务场所及后勤保障条件，对托管服务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培训和安全管理指导。当然，这一前提是学校应成立家长委员会，来对于托管的成本进行核算与监督。

相较于湖北这一规定要求的托管经费完全由家长承担和必须在校内进行，更灵活的做法是，相关部门有必要采取适当的补贴，提升学校和社会办托管的积极性。当一些符合要求的托管机构能够享受到一定的补贴，在成本固定的条件下，自然会乐于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家长亦能减少成本。而除了学校之外，整合社区的资源同样是不错的选择。较之于市场化的托管所，社区由于具备现成的组织框架和场地资源，无论是在监管和成本上都具有优势。相关部门在进行机构协调和适当补贴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挖掘社区在托管方面的资源。

说到底，托管难问题的产生，还是在于权责的厘清问题。家长、学校和教育部门，在托管问题上应该肩负起怎样的责任，应该有制度予以明确。但不管怎样，面对这一实际的公共需求，完全将托管的责任推给家长和市场来解决，或简单取缔一些不合格的“黑托管”，既不公平，也是“头疼医头”的做法，未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以说，当前托管所面临的问题，最重要的并非是如何管理“黑托管”，而是大量的托管需求如何被高质量的满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托管服务也需要一场供给侧的改革，即充当恰当的方式，调动和激活已有的社会资源，从学校、教育部门到社区、社会组织等，以最低成本的方式提供相对更安全的托管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