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长征（2）

三、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倡导和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整个民族的坚毅和顽强紧紧相连。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始终站在顺应人心的救国抗日的制高点上。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于7、8月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内战，组织起全中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行“全体同胞总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初步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范围超出“下层”的工农商学兵联合，扩展为愿意抗日的各种党派、组织、行业、民族的大联合，把一切有抗日愿望与要求的人，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都纳入统一战线中。

《八一宣言》发表后广泛流传，许多学生读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退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后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张学良看到后请杜重远帮他联系中共；蒋介石看到呼吁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时，认为借此可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

1935年12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正确估计当时政治形势，理论论证了“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明确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性兼具的“两重性”，指出革命不仅需要主力军，还需要同盟军。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应该善于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八七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重要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长征中后期的统战政策更加开放，统战策略更加灵活。从1936年2月到4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央红军发起东征战役，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以及各党各派提出六项共同行动纲领。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为最终的“联蒋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英美派等一切抗日力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足陕北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人心，壮大了力量，使政治动员、作战特长、组织群众的优势得到发挥，为直接面对整个中国社会及各种政治力量，调动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提供了巨大运作空间。

四、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虽出身贫苦、目不识丁，但言行真诚朴素、以身作则，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少数民族群众从中看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区别。

中央红军长征371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132天；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在少数民族地区达15个月；红二方面军驰骋18640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5660公里。

红军长征穿越了苗、瑶、壮、布、藏、羌、回、彝、纳西、东乡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地域辽阔，山高路险，经济发展缓慢。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对立、仇视。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下，不断转战、突围。为消除民族隔阂及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疑虑和戒心、顺利抵达甘陕地区会师，中共中央设置了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具体政策，各路红军发布有关指示、决议、布告、宣言，张贴通俗、形象的标语、法规、口号、壁画，使少数民族了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桂民族区域宣传共产党主张平等、民族自治。1935年《八一宣言》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毛泽东对红军官兵交待：你们必须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以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

红军总政治部提出了联络和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并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改变了过去把少数民族上层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并列一起反对的政策；红军规定绝对不打彝民土豪、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没收土司的财产土地等。1935年5月，刘伯承主动和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小叶丹等彝族民众的护送红军畅行七天直达安顺场，赢得了强渡大渡河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争取白利寺活佛格达的支持走出了草地，在甘南卓呢争取土司杨积庆撤除工铁布防线顺利转移。

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虽出身贫苦、目不识丁，但言行真诚朴素、以身作则，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每到一地立即派人调查当地风土民情并印成“情况通报”，把民族政策编成歌谣来宣传；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写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对照表，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同时使用；保护少数民族人民利益，严守纪律，所到之处不随便进民房，不吃老百姓的饭，为老百姓背水劈柴、救疾治病。少数民族群众从中看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区别。

红军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吸收少数民族优秀分子或分配少数民族红军干部战士参加；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开办学校培养藏族干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办蒙、回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等；提拔和使用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如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是满族、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是彝族、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师长马骏是藏族、大金川省回民委员会主席肖福祯是回族阿訇等，为建立红色政权提供了人才，为民族区域自治准备了人才。

少数民族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诚、团结他们的真心，最大限度支持了已无根据地可供依托、经年远征作战的红军，黔西北苗、回、彝、汉5000余人参加中央红军；献出家中门板铺垫泸定桥、赤水桥，使红军跳出敌人包围；掩护红军伤病员，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使这支脚穿草鞋、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队伍锻铸成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之旅。

蒋介石指望红军被消灭在民族关系紧张的藏、回地区，还飞到成都命令华西军阀消灭进抵彝族地区的红一方面军，重演石达开的太平军在大渡河一带被消灭的历史，但幻想破灭了。

朱德说:“我们体现了马克思的名言，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蒋介石在成都等待了好几个月，可是历史并未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