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长征（3）

五、红军所到之处，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对寺内大殿和经堂派岗加哨，对佛器、经书、建筑严加保护。

长征中，红军在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宁夏、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滞留最久，这里的藏、土家、纳西族等信仰佛教；白、瑶族等信仰道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

中共中央发布宗教工作决议、布告及指示，在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同时稳妥处理宗教问题。

各路红军进驻少数民族地区时郑重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红一方面军1935年9月到达甘肃哈达铺回民区，特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获得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等。当地回民看到红军到郊外煮饭，顿生好感。

贺龙部途经云南中甸藏传佛教最大喇嘛寺时，表明共产党尊重宗教信仰，红军不动喇嘛寺内的一切，加岗放哨保护寺庙、僧侣们的安全。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彝族聚居区，规定不许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及时查处了个别战士将喇嘛衣服撕破打草鞋、将经典用来铺睡等问题，并“处罚十一团政委（给以警告），并印发通令公开在支部各种会议上斗争”。

红军努力推行政教分离政策，主张民主管理宗教。1935年6月，红军在给康藏民众的宣言中称：“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时人民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宗教不得干涉政治。”1936年3月、5月，红四方面军先后指出：“政教必须分离，喇嘛等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同时宣布“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

红军加强与活佛、阿訇、祭司等宗教上层进步人士的沟通与互信，吸收当地头人、土司、喇嘛和阿訇等宗教上层进步人士参加建立地方民族政权。毛泽东、朱德、贺龙、刘伯承等都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的还订立了政治或军事联盟。陕甘回族中的一些阿訇以及其他许多信教的爱国者支持红军、参加革命；贵州镇宁布依族头人陆瑞光护送红军过境英勇就义；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安登榜放弃土司地位和家业参加红军。

对虔诚传教并对中国革命予以同情的外国宗教人士宽以相待，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至贵州境内扣留了天主教瑞士籍勃沙特等人，带勃随红军长征并在生活上照顾，肖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为勃获释饯行并提供足够的路费。勃沙特1936年1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回忆录《神灵之手》，以其与红军相处18个月的经历告诉人们:“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该书帮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扩大了影响，回击了西方和国民党对红军诬蔑、攻击舆论。

六、著名史学家胡绳说：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

中间力量主要指部分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以其特有的社会面貌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分量不小；在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经济界、科学界以及爱国青年学生、华侨中有地位，影响不小；创办了许多报刊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政治走向，政治上活跃且步调基本一致，力量不小。

抗战之初，有的中间力量轻信国民党的抗战许诺，把抗战胜利的寄托押在蒋介石身上；有的中间力量公然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陕甘宁边区，将马列主义暂搁一边。国共双方虽都力争中间力量站在自己方面，但都不会使自己的政策受中间力量的左右。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率先提出红军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同感共产党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热烈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呼吁国共两党“互相宽容”、“破镜重圆”，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政治压力。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实行合作最直接、最基本的动因。1935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敌，非全国抗战无以图存”。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由最初的“反蒋排共”转变为“反蒋联共抗日”，逐渐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280余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虑和奋起救国的决心。

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感到，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以极大的政治情怀和社会责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的让步，应以行动积极配合。

宋庆龄坚决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月,请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牧师到延安，使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关系重新联上；同时，宋庆龄又协助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去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不仅首次让世界了解到红军，而且使国统区中很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从不理解到心存同情再到隐约怀有某种期许。

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赴上海，紧紧依靠鲁迅，与茅盾、郑振铎通力合作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9月中旬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郑振铎、林语堂等21人在宣言上签名，文艺界统一战线已然形成。

1936年8月，毛泽东负责整个统战联络工作的领导，把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放在第一位，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公开倡议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说明：“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

毛泽东针对不同统战对象，有的通过信件交流，或联络感情，或阐释主张；有的派人当面协商，或陈述利害，或提出要求。毛泽东亲自致函各党派、民主人士、学术师友、社会贤达共70多人。1936年9月，毛泽东派潘汉年当面听取宋庆龄对具体组织统一战线意见，并请宋庆龄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与潘汉年一见。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函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希望今后“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学界泰斗蔡元培，说明“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蔡元培读后不顾年迈之身，去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国共共同抗日，不答应就不走。

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政治上争取团结合作，组织上切实扶持帮助，利益上充分尊重照顾，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创造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机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奠定了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

许德珩、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后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爱国民主人士主动与共产党地方组织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接触，并通过派代表、设电台、开座谈会等形式与共产党保持特殊的联系。李济深、蒋光鼐等呼吁各党派共同组成联合战线武装抗日。马叙伦“西安事变”前后两次入川，劝说阻止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军的围剿。第三党的黄琪翔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一起到他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派党员罗任一去西安，利用与杨虎城的老关系，多次与张学良商谈推动联合抗日。救国会通过爱国人士杜重远做东北同乡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表示“不会辜负众友人的期望的”。张学良1936年7月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拜访了他，并同他就组织联合阵线、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直处于各自为政、涣散状态的中间力量，在红军长征期间勇敢地站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前沿，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和尊重，赢得了共产党的赞许和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作出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张澜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民盟的引导，我们民盟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呢。”

著名史学家胡绳总结说：“……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