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长征（4）

七、毛泽东在长征前就指出：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红军长征前后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有桂系、粤系、滇系、冯系四大派系，还有川系、晋阎系、绥傅系、陕杨奉张系等，他们拥兵自重，封疆自保，掌握一方大权。

长征中，蒋介石先后调动300多万陆军、骑兵、空军等，既有中央军，也有地方实力派，还有地方的少数民族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等，企图将各路红军消灭殆尽，也试图趁机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以收一石二鸟功效。而南方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以求半独立状态；西南的地方实力派既怕蒋介石乘机染指地盘，又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不惜与红军妥协。

毛泽东在长征前就指出：“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发表北上抗日宣言，声明愿同全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为最大程度争取部分地方实力派保持中立或观望提供了条件；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为与地方实力派合作提供了保证。实际斗争中，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以统战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之以统战，既联合又斗争，双管齐下，巧妙周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粤系陈济棠是中央红军最早遭遇的地方实力派。1934年10月，蒋介石安排重兵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陈济棠深知蒋介石是“借刀杀人”，明里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暗地派代表到江西苏区与红军秘谈，达成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必要时互相借道等协议，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良机。

滇系龙云对蒋介石素有戒心，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滇军只追不堵让其过境；1936年2月，肖克率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写信给滇军将领孙渡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龙云知悉令孙渡只尾追红军并送出滇境。

川系杨森在1934年初与红四方面军协商达成了分驻巴河两岸、互不侵犯的协议，川军还给红军送去食盐。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入川，杨森主动与朱德信函往来，红军不放一枪一炮安全离川。朱德、刘伯承还致信川系邓锡侯：“国难当前，红军和川军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锡侯受到感化，也为保存实力，命令追击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的距离，以应对蒋介石。

桂系与中共早有来往。李宗仁曾表示完全赞成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两广事变刚平息，桂系代表钱寿康到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通报情况，并送交与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书面文件。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专人来陕常驻，沟通情意。

在华北，军界、地方实力派直接感受日本大肆军事扩张和经济封锁，是最有可能争取成功的统战对象。1935年8月14日，毛泽东分别致信均曾为西北军将领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和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希望他们确立抗日决心。张友渔、张经武等深入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了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的抗日。

在西北，这是陕北根据地的周边，与苏区安危休戚相关。1936年9月和10月，主力红军会师陕北，但并未真正摆脱蒋介石的军事围剿。毛泽东分别致信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中国共产党经过努力，与张的东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共同抗日等协定，与杨的十七路军建立了停止军事对抗、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关系，实现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4日、25日周恩来两次见蒋介石磋谈，蒋介石最终当面做出“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党的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公然对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马占山、傅作义、宋哲元、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的统战，加快了对地方实力派统战工作的步伐。1936年6月，邓发赴新疆与盛世才联系。1936年9月，彭雪枫携毛泽东的亲笔信赴兰州，同于学忠就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等进行会谈。1936年夏，彭德怀西征中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还给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的提议。1936年10月，毛泽东派彭雪枫赴山西做阎锡山工作，并初步建立了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粤系、滇系和川系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加固了长征胜利的基础；通过对华北、西北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巩固了长征胜利的成果。从此，中国出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举国一致抗战的崭新局面。

八、长征胜利雄辩证明：搞统一战线不是为了好看、好听，而是有用、有大用。

将统一战线喻为“法宝”，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重要性最为通俗而精确的概括。

经过了80年的岁月，我们从统一战线这个视角回到原点去全面认识长征的胜利，那些留下的必须书写并见证的人与事，能够启发我们的思考，能够塑造我们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支撑，红军将士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不惜凛然赴死；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不间断地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不惜以死相拼。这一切动力，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忠诚，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坚持，没有停止对共产主义的推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做什么？”回答：“跟着走！”跟谁走？跟共产主义信仰走。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应时适势的统战工作是一个桥梁，把瑞金和延安两个中国革命重要历史阶段连接起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证明了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战略，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组织社会、建设国家的工作途径。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政策设计、目标取向，遵循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在历史逻辑中形成，在革命实践中发展，在时代演进中成功，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源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构建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力量的联合与团结，着眼发现他们身上的革命潜能，着力寻找彼此认同的价值指向，使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得以集聚，并稳固地融入中国革命中，表现出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宽广的政治胸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特质就是大团结大联合，魅力就在能把人心和力量解决好。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力量弱小、搞革命、夺取政权时就成功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那么在力量强大、长期执政、搞建设改革开放时，更有智慧、更有资源、更有意志，让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更加发扬光大。

纪念80年前的红军长征，为的是让沉甸甸的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的状态，从来就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