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外国人撰写的有关长征的作品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中，在外国人撰写的关于长征的作品中，也存在一些否定长征，进而否定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换句话说，今天历史虚无主义在长征问题上也是有所表现的。
比如，李爱德、马普安撰写的《两个人的长征》就存在一些错误观点的嫌疑。2002年10月16日，英国青年李爱德、马普安从江西于都出发,重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用了384天时间，于2003年11月到达吴起镇，行程6294公里。但是在到达的前几天，他们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长征并不是25000里，而是12000到13000里，所以长征没有那么长”。李爱德在《两个人的长征》结尾时还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你要说二万五千里，也许就得把当时红军第二、第六、第四方面军所走的路程加在一起。”这个说法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世界各地的报道有100篇之多。对此，我国研究长征的学者们对两个英国青年的说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王建强指出几点给予驳斥。
一是李爱德对红军基本历史常识认识的缺乏，将红二、六军团当成了红二、红六方面军，这是错误的。
二是通过详实列举历史文献资料，考证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提法的由来。
三是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各部队行军的复杂性，红军与英国青年在大的行军路线上，如经过县级以上的城市，双方基本一致是能够做到的，但要与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长征中的具体途经地点都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二者走的并不是同一条路。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不能简单划等号的。
四是马普安、李爱德是根据行进速度、地图和路标估算距离的，这是错误的。首先，25000里是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得出的结论。其次，红军长征多半走的是崎岖的羊肠鸟道，打的是运动战，要筹款、打仗、做群众工作，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也是经常发生的。以上诸多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加红军长征的行程。很显然，这些因素都是英国青年不曾遇到的。
李海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不容置疑，并且只多不少。
其一，作者依据红军1937年统计的原始资料，将当年红一军团直属队（机关部队）与现在两个英国青年所走长征路线经过的地点和里程进行逐一对比，发现由于行走路线有很大出入、交通条件迥异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等原因，英国人所走的长征路远比当年红军走得容易、走得少，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其二，“二万五千里”的里程来历是：1937年统计的红一军团直属队的长征里程为18095里，行军271天；当年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计，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这里之所以不扣除途中休息的天数，因为中央机关所走的路是最少的，作战部队通常是机关部队的几倍。这也是军事常识。
其三，张爱萍之女张小艾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和地方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于2005年重走红三军团的长征路，其汽车里程表显示为23000公里，又有步行2000里，共48000里。由于山高路远等原因，还没有完全走完当年红军所走的路线，所以即使扣除找路重复走的里数，也远远超过25000里。
中国军事科学院徐占权也以各种文献资料论证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共中央经过严肃认真地计算而且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予以肯定，并郑重地、负责地向国内外宣布的，决不是虚构的。
红军长征经久不衰的影响在当代也产生了巨大的现实价值。
第一，它可以打破意识形态的偏见阻隔，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它可以扩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向世界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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