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是很大的政治（2）

很大的政治

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陌生。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就把“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目标之一，并首次将人与自然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成为执政党的政治纲领。

从执政的角度看，生态文明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向国际潮流妥协的姿态，还是受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压力驱动的被动举措，又或者是回应公众呼声的权宜之计？

对于习近平而言，都不是。

在2013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指出：“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这是一个深谙中国现实逻辑的政治家对于生态文明的基本判断。

什么是政治？习近平的定义是：“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这位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从严治党“第一枪”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深知“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自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在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与更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可靠的社会保障、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舒适的居住条件并列的，就是“更优美的环境”。

“更优美的环境”之所以能成为执政党的奋斗目标，说明了它是人心所向，关系着执政之基是否扎实稳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但另一面令人心痛的事实则是巨大的资源与环境代价。

2016年8月上旬，新华社及其旗下多家报刊集中报道了渤海生态危机。这片最近处距离首都北京不到150公里、嵌入中国北方四个省市的半封闭内海，因近海海域水体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可持续利用功能严重减退，近乎成为“死海”。

据新华社旗下《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每年排入渤海的污染物达70多万吨，占全国入海污染物总量的47.7%。同时，这片海域被过度开发，在长约485公里的河北海域大陆海岸线中，经过农渔业、港口航运、工业与城镇等开发，截至2012年，未利用岸线仅剩不到3公里。

渤海的大型鱼类资源被破坏殆尽，小型鱼类资源严重衰退，年产量仅为1000吨至3000吨，而历史最高为30000吨，相差10倍以上。在龙口造纸厂临近海域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葫芦岛锌厂临近海域5万平方米的范围已没有水体生物，成了海底沙漠。

海中渔汛不来，岸边瓜果难种，个别污染严重地区的居民买水度日，甚至集体染病。《瞭望》新闻周刊刊文写道：“从1996年制定《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算起，我国着手治理渤海污染已有二十年时间，但这二十年正是渤海污染程度持续加重的二十年。法律法规不断增多，‘国家级行动’持续开展，但为何依然治不住渤海污染？”

离北京最近的海，用它死气沉沉的黑色水体，折射着中国面临的环保危局。

2015年，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刚过五分之一，78.4%的城市仍然超标，有45个城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超标一倍以上。这一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330起，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日益凸显。

国务院的报告说，中国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

除了生态环境污染，环境危机更以灾难性事件这样暴烈的方式让人猝不及防。造成165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8亿元的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在2015年夏天让很多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惊觉，与“城市炸弹”的距离并不遥远。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分析说：我国化工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布局总体呈现近水靠城的分布特征，12%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距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域不足1公里，10%的企业距离人口集中居住区不足1公里，保障饮用水安全压力巨大。

中国环境已进入高风险期，环境事故呈高发频发态势，守住环境安全底线是利剑高悬、重过千钧——这位环境工程专业出身、曾参与处理过松花江水体污染等环保事件的官员这样判断。

生态文明意味着安全，如何让民众免于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的恐惧，这就是“很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