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是很大的政治（3）

绿色发展的共识与底线

生态文明，更是一种终极的公平。

在“雾霾”首次被全体中国人痛切感受的2013年，自东北到北京再到上海，甚至直到三亚，席卷全中国的微细颗粒物超标空气，在让人们恐慌憋闷的同时，也有一些媒体人士发出评论：雾霾帮助中国人实现了一种令人心酸的“公平”，无论高官巨贾、升斗小民，人人同此呼吸。

对于“公平”，习近平的看法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2013年5月24日主持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他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环境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一头连着社会和谐稳定。他要求执政党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于空气质量密切关注，并且毫不掩饰这种关注，这在世界上都不多见。

2014年3月5日至7日，习近平在全国两会上分别参加了上海代表团、广东代表团和贵州代表团审议，他连续三天提到PM2.5。

2014年11月10日在APEC欢迎宴会上致辞时，他毫不讳言为了这场盛会在空气质量上所做的努力：“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感慨“人努力天帮忙”，并且直言“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希望通过努力将APEC蓝保持下去。

2015年3月再次在全国两会上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特别提问：“空气质量优良的能占多少？”有人插话说“有时候是靠天吃饭”，他则接话：“不能只靠借东风啊！事在人为。”

正像有人总结的，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

这样的变化恰恰发生在最近十几年间。

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在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中权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而由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

在中共十八大第四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时任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回答《大公报》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的环保问题呈现结构性、叠加性、压缩性、复合性，“发达国家一两百年间出现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都出现了”。

《大公报》报道说，2005年以来，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达到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2010年同期增长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

2013年的一份舆情报告称，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着年均29%的增速；“十一五”期间，环境诉求类信访高达30多万件，“环境访民”成为中国庞大访民队伍中的新类型。特别是2012年以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云南昆明等一系列轰动社会和网络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相继发生，中国社会进入“环境敏感期”。

由此带来的警民冲突、暴力对抗，使环保纠纷成为继征地、拆迁矛盾之后又一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新因素。

有媒体分析说，以2007年厦门PX事件为分界线，此前的环保群体性事件，从行动爆发的时间上看，属于“事后救济型”，即权益已受侵害后的维权；而此后的则多是“事先预防型”，针对尚未上马的项目，“可能的风险”已足以动员起一场风暴。

还有专家总结：以前环保群体性事件更多的是“抗争—赔偿”模式，而如今“环境保护”成为相对宽泛的诉求，民众要求更高的环境权和健康权，并且拒绝救济性的物质赔偿。

进一步的分析认为，环境群体性事件在酝酿形成过程中，表面上看指向的是当地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忽视，但实际上，环境权益只是其中一个显诉求，决策参与权得不到保障、诉求表达渠道受阻等众多隐诉求成为网民发起抗议的重要动机。网民在讨论、炒作这类事件的时候，指向的多元更加明显，社会分配不公、权利保障不足、官员腐败等问题成为网民情绪发泄的立足点。

如一些学者所言，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最近的宣泄口”，环保最终以正当性充当了各种利益诉求的集中爆发点。政府在化解环境抗议事件时不能单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而是应该从决策民主、利益补偿等多个维度进行考量。

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说环境保护是“很大的政治”，内涵极其深刻。他并非单方面强调环保的重要意义，而是对执政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有着清醒认识——生态文明直接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又是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一个利益交叉点，有可能引发诸多隐性问题，而在纠缠的“绳结”中找到拆解之法，无疑将为中国可持续发展难题的破解找到思路。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经典比喻，用于形容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带有极强的警示意味。而在新华社的述评稿件中，这个比喻已被扩展到描述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环境如水，发展似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