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为国护宝的老一辈故宫博物院院长（2）

1925年10月，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清宫古物点查工作基本完成，根据清宫殿堂的点查次序，刊印了《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计6编28册。是年10月10日“双十节”，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马衡被推举为临时董事会理事，继续参与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工作。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随即筹建了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古物馆长一职由易培基担任，马衡和张继同任副馆长。由于时局动荡，经费缺乏，故宫博物院处境艰难，马衡和各界人士一起为保存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了一项议案，主张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马衡等五人被推举为代表进行抗争。7月9日，博物院破例开放，接待因“北伐成功”到达北京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各集团军总司令，各路军司令及北京的各界人士1000多人。马衡等将前一天拟定的传单分发给来宾，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传单中写道：“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万不能与逆产等量齐观。万一所议实行，而我国数千年文物，不散于军阀横恣之手，而丧于我国民政府光复故物之后，……我国民政府其何以自解于天下后世？拟请讯电主持，保全故宫博物院原案，不胜万幸！”通过马衡等人的游说，加上现场耳闻目睹，这些国民政府的要员一致表示：故宫不可废。9月，国民党第155次中政会议，通过了否决经亨颐议案，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

护宝转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 东北全境相继沦陷，华北局势危急。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后决定，为安全计，将所藏文物珍品尽快装箱南迁，并报国民政府同意。1932年秋，南迁的准备工作展开，古物馆珍品的选取和装箱工作是在马衡的主持下进行的。古物馆文物多，精品也多，且易碎难装，但在马衡的领导下，古物馆的精选装箱工作进展顺利。为保证文物安全，工作人员向琉璃厂的古玩商人请教装运秘诀，获知要点是“紧”和“隔”，就是器物要装紧凑，且要用柔软物品隔开。为此，古物馆赶制了一批新木箱，下垫稻草，上铺棉花，中间放置经捆扎隔离的文物，箱子外刷上字号，贴上封条。经过一番努力，古物馆共计精选文物2631箱，63735件。

1933年1月，山海关陷落，日军很快向察哈尔和热河进攻，北平岌岌可危。国民政府作出立即将故宫文物精品南迁的决定，并责成北平市政府和交通运输部门协助进行。2月5日夜，第一批故宫文物珍品2118箱在军警的严密保护下，从北京前门外火车西站装车南迁，四天后到达南京下关。20多天后，这批文物被卸下火车，从浦口改由招商局的江靖轮航运上海。至1933年5月，故宫博物院分五批共计南迁文物19757箱。马衡参加了第四批文物的监运工作。文物运抵上海后，主要存放在天主教堂街一座七层高的钢筋水泥建造的大仓库中。

1933年7月，易培基因遭诬陷盗卖故宫文物，被迫辞职，故宫博物院第二届理事会推举马衡出任代理院长一职。9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马衡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1月马衡辞去北大教授职务，专司故宫事务，次年4月正式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34年12月，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通过决议，将南京朝天宫划归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把南迁的文物由上海转移到此处保存。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之后，南京朝天宫的改建工作很快展开。1935年4月，马衡等人组成了“保存库建筑工程委员会”，具体负责改建的各项进程。1936年8月，工程竣工，建成了一个装有控制气温、湿度和防盗等先进设备的现代化库房。12月8日，在全副武装的军警护卫下，暂存于上海法租界的文物开始向南京转运。此时，马衡胸中已经为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规划了一幅发展蓝图，但这个计划很快就因日本全面侵华而被迫中断。

马衡接任院长后，日夜操劳，兢兢业业为故宫博物院做了大量工作，树立了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如设立专门委员会，由全国专家62人组成，代替原来由国民党党政大员组成的理事会，以备学术咨询兼藏品鉴定；向国内外募捐，修缮故宫三大殿东西十二宫，开辟历史原貌和专题陈列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1935年、1939年分别在伦敦、莫斯科参加国际展览，宣传中国文化；合并内廷、外廷，恢复故宫旧观；在南京朝天宫建设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打破陈规，开展征集工作，收买流落外方的宫廷文物；组织中国博物院协会，编印会报及丛书等。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也不断遭受日军的轰炸，为保证南迁文物安全，8月12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紧急向后方疏散。疏散路线分为南中北三条，其中南路起运最早，淞沪抗战爆发次日，即8月14日，第一批文物从南京装船，由徐森玉负责，溯江而上运抵汉口，再沿粤汉铁路到长沙，暂存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后来经桂林、贵阳，最后保存在贵州安顺县华严洞，共运送文物80箱。中路和北路疏散较晚，直到上海沦陷，日军进攻方向直指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故宫博物院尽快将文物转运后方，马衡迅速由北京赶至南京，主持文物疏散事宜。当时，南京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城内异常混乱，马衡领导博物院的职员，积极行动，大家一遇警报“马上躲起来，藏在火车下面，或者房屋檐边，警报过去，出来继续工作”。中路疏散的文物数量最多，有9331箱，基本走水路，在南京装船后，马衡与该路第一批文物西撤，目的地是汉口。后南京沦陷，武汉已无安全保障，不得已继续向西，经宜昌、重庆、宜宾，最后抵达四川乐山。北路文物在南京浦口装上火车，运向西北，计划以陕西为目的地，潼关形势紧张后，又经宝鸡、汉中、成都，最后被安顿在四川峨眉，共运送文物7268箱。12月8日，最后一批文物被抢运出南京，5日后，12月13日，南京沦陷。

马衡和大家一样，冒着战火考验，不顾交通条件恶劣，风餐露宿，曝日沐雨，辛苦异常，除了克服异常恶劣的自然条件，翻山越岭，渡河跨沟，还要防范沿途劫匪袭击和躲避敌机轰炸。马衡前后联络，统筹全局，解决沿途运输中的各种问题。他不顾自身安危，奔波在文物疏散的三条线路上。各处文物最后的存放地点，也是由马衡亲自选定的。南路文物原是存放在贵阳城北门的一个幽僻花园内，1938年11月，马衡在贵阳视察后，认为文物放在贵阳城内不甚安全，最安全的莫如山洞，于是和大家一起用了七八天的时间，在贵州境内看了几十处山洞，最后才在安顺朝南门外五里处找到一个华严洞，洞口轩敞，不致太过潮湿，利于文物保存，洞外有庙，可以住人，有公路直达洞口。于是请了工程师设计，在洞口搭盖两所板房，上盖瓦顶以泻滴水，下铺地板以隔潮气。准备妥当后，1939年1月，将南路疏散文物移存其中。按照故宫博物院临时常务理事会的决定，准备在重庆挖掘山洞，辟为专门库房来保存中路疏散的文物，洞址也是马衡四处寻找方才得到的。1938年底，重庆也开始遭到日军轰炸，文物在重庆已难保安全，马衡带领同仁由重庆向西，沿途搜寻适宜的贮藏地点，经几个昼夜的奔波，在四川乐山选中了一座古寺和六座祠堂，最后委派欧阳道达等将中路文物悉数转运该处。北路文物在成都的贮藏地点，是马衡与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王瓒绪接洽后，选定了成都东门内的大慈寺。

抗战胜利后，马衡一面主持疏散文物的清理归聚，一面委托沈兼士（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文献馆馆长）和张廷济（博物院总务处长）负责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接收工作。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研究决定，三路文物先在重庆集中，收存在海棠溪向家坡贸易委员会旧址，以利于工作开展和日后运输，然后迁回南京，存进朝天宫的永久库房。

早在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教育次长杭立武，马衡等任副主任委员，主要工作是对敌占时期文物损失的调查、追偿。一番努力后，大批流散的故宫文物和物品或被接受，或被收购，重新回到博物院，成绩斐然。1946年12月，王世襄受马衡委派，以“清损会”特派员身份到日本交涉文物赔偿事宜。由于日本的阻挠破坏，王世襄不得不在1947年3月回国，仅索回了南京中央图书馆被劫的一批善本书。接管后的故宫博物院，范围扩大，囊括了紫禁城全部，景山、太庙、海棠子也包含其中，藏品也增加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