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展现出强大的战略自信（2）

战略方向坚定，中国不会犯颠覆性错误

世界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的最后，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世界诸大国作出了这样的趋势性判断：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共体各国——都必须认真分析从古到今的大国兴衰和各国生产力发展速度时快时慢的原因，都面临技术革命、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武器费用螺旋上升等问题。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左右这些情况的发展变化。他据此认定，大国的地位首先是由其力量对比决定的，综合国力是大国地位的基础，舍此大国崛起无从谈起。

但保罗·肯尼迪又接着指出，大国力量对比并不是先天注定的，大国地位的变迁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领袖的领导智慧：用俾斯麦的话说，就是所有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行”。它们的航行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和西欧各国首都的政府领导人的智慧。

《大国的兴衰》出版发行近30年了，时间验证了保罗·肯尼迪的史家智慧。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当今世界大国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之大，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曾经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苏联已经土崩瓦解；日本在“日本第一”的绵绵和歌中垂垂老去；欧盟分分合合，至今仍然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美国希望建立的“千年帝国梦”也没有持续多久，就已经步入“梦醒时分”，而中国则在危机中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由此步入连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

领导人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能力，不但关系到大国的兴衰，而且关系到大国的存亡。“大国崩溃、解体或者衰败是国家不再有能力维护自身生存的反映。这种能力可以称为国家生存的底线能力，也可称为战略能力。”中国战略学者程亚文在《大国战略力》一书中强调，“战略能力要保障的，就是使国家在非常状态下还能够正常运转，生存不受到根本威胁。”

正因为战略方向抉择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极为坚定和果决。习近平指出，“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确，不能有丝毫含糊”。

在不少信奉“历史终结论”的西方政治学者看来，既然“历史已经终结了”，那么国家战略方向和战略道路的选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在中国，这却是一个事关重大、几乎可以决定生死命运的重大问题。

战略方向的抉择，实际上就是道路选择。道路方向选择的失误，就意味着要犯颠覆性和全局性错误。所以，习近平多次强调，在中国担任领导人，在道路和方向上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再一次谈及中国改革不允许出现“颠覆性错误”：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颠覆性错误的最大表现就是动摇国本，在治国的基本制度选择上翻烧饼，瞎折腾。中国的先哲老子在几千年前就反复告诫执政者——“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煎小鱼一样，不能老翻动，否则小鱼就全弄碎了。

大国政贵有恒，不能随便“翻动”，那样做并不叫有魄力，相反还是不稳当的表现。

在习近平看来，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对此，习近平的态度非常坚决：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坚持独立自主，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撰写的《中国十大可能的“颠覆性错误”》一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颠覆性错误”也是改革和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他说，中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有效政策，但这些政策还没有能够转化为制度。在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性程度仍然较低，政策占据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制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决策的效率很高，甚至非常高，但因为缺少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容易发生政策的方向性错误。并且，一旦发生方向性错误，不是很容易马上得到纠正，改革和发展因此有可能误入歧途，最终走向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30多年来，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沟沟坎坎四处皆有，狂风暴雨也不稀奇。每当遇到大风大浪，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总是能化危为机，乘风破浪不断开创新局面，书写出极不平凡的中国奇迹。中国奇迹的创造，以事实证明中国道路是正确的，中国的改革方向符合国情民意，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等在仔细研究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苏三个大国的兴衰变迁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不同的战略抉择，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结局。里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国家处于危机之时，分别作出了不同的战略抉择，从而将美、中、苏引入到了不同的历史轨道，因而导致了三个国家后来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对比。

所以，习近平多次强调指出，当前，随着中国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推进改革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需要无比强大的战略定力。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不为各种干扰所迷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为主，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牢牢把握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坚持正确的战略方向，不轻易摇摆，不轻易撒手，不轻易大幅度转向，就能保持中国这艘大船航道的基本稳定，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也避免被战略欺骗，从而导致战略自杀的悲剧。

曾任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罗思义（John Ross）在其新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中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强烈的信心，但他最担心的是中国被忽悠放弃自己的正确战略，酿成“国家自杀”的悲剧——“中国不可能被谋杀，只能被忽悠自杀”。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在《中国人，你要自信！》一文中指出：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还要被西方一些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一手好牌，当时的好牌，怎么当时打成那个样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不要因一时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国家的言论而受到影响，更不能掉入别人故意设置的各种陷阱”，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