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从严治党政治优势 扎紧从严治党“制度之笼”

发挥从严治党政治优势 扎紧从严治党“制度之笼”

摘要:历史经验证明,思想建党的每一步都需要制度的保证。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基础。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强调: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发挥从严治党政治优势,扎紧从严治党“制度之笼”,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加大管党治党力度,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展现新气象。现实再次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从严治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由其先进政党的属性所决定,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必要,无论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必须坚定推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具有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必须提升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觉性,党内存在的一些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加强全面从严治党。而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优势和一贯要求。

领导一场伟大革命和从事伟大事业的党,没有严明的政治和组织要求,就难以成就其伟业,履行好历史使命。所以,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一开始就突出强调党的保密纪律。接着,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纪律”单独列为第四章,并把纪律分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强调“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不仅如此,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还明确写道: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军进行“三湾改编”,首次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又明确“思想建党”基本原则。

1938年10月,鉴于长征途中张国焘无视党的纪律、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的错误行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和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着眼于中国革命的胜利,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1945年,党的七大首次把党的纪律写进党章总纲,同时将“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载入党章。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由朱德等11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说,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延安整风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鲜明提出“两个务必”,从解放战争中的整党整军到新中国成立初开展整党整风以及决定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等,党和毛泽东都是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是中国共产党首部全国执政条件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党内根本法规,但“左”的错误的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对执政党建设的严重破坏,从反面证明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于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一党内重要法规。十二大修改的党章,进一步形成新时期“从严治党”基本制度,其中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中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1983年,为领导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各项工作,全党开始整党。1985年党中央在《关于农村整党的工作部署》中,首次使用“从严治党”。1987年十三大则明确提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从十四大到十八大,我们党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特别是1995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新时期党的建设上升到“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为实施这一“新的伟大工程”,开展了“三讲”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活动,取得成效。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不仅在“从严”上着力,而且明确要“全面”从严,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贯穿党中央工作的一条鲜明主线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举措,先后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党内法规50多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责任追究为导向的“制度群”,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与此同时,出台中央八项规定,领导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全面从严治党的效果愈益显现,党内政治生态、党员干部精神面貌、执政党自身建设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成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工作的一个突出亮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制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重大部署,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主题。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的整体设计,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渐次展开和深度推进。两个文件的制定和修订,着眼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鲜明地反映了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着眼现实与谋划未来的有机统一,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为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充分反映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优势和一贯要求。

从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再到十八届六中全会将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提升到新高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穿到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各项实践中。伴随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初创之时的50多个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执政大党,并形成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实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新发展,实践上开创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局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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