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统一战线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究这段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辉煌历史时，都会涉及这样几个重大问题：红军为什么被迫进行长征？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红军长征胜利后为什么能够很快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要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统一战线。

红军为什么被迫进行长征？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分析指出：“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窃取了北伐战争胜利成果，建立了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破裂。

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在初步总结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将工作重心由对国民党工作转到发动工农群众上来。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明确了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由此进一步制定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按照“八七”会议、特别是六大精神，党在统战工作中将巩固工农联盟作为着力点，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大力发展工农红军，不断扩大根据地。

但是，“八七”会议和六大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实行了关门主义政策。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而附和了国民党新军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据此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跑进反革命阵营，而且整个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剩下的革命动力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我们党完全接受并照搬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阶级关系的分析，错误地将小资产阶级排斥出革命阵营，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对象，甚至作为“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而认为革命动力应该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并且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人化。党的六大本身就体现了这种“两化”的要求，出席会议的84名党代表中工人占41人，选出来的36名中央委员中工人占21人，选出来的5名中央常委中工人占3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了总书记。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央领导地位，将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点，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过“左”政策。比如，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规定商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中间人和买办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资本家课以重税。在对待富农问题上，主张坚决打击，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特别是无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提出的抗日民主的要求，仍将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决不能与之实行任何的联合。

正是这些“左”倾关门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使党未能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有利形势，及时建立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使自己从孤立的政治环境中走出来。相反，甚至在蒋介石纠集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严峻形势下，党的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仍然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继续执行只搞下层统一战线、加强工农联盟的策略，同时在党内强调纯洁革命队伍，在根据地搞大清洗，这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说，“瑞金时代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情特别的困难，结果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于清一色”。他还说，“要正确认识统战组织成分不纯的问题。瑞金时代组织最纯洁，但有一个缺点，形式纯洁，却孤立了自己，政权不稳定，要搬家（即经过长征搬到延安）”。

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取得伟大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度重视做好统战工作。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革命转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遵义会议的意义体现在统一战线上，就是抛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广泛团结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等，为夺取长征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首先，重视做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后，国民党内仍然派系林立，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是粉碎敌人追剿、夺取长征胜利的紧要条件。毛泽东早在长征前，就十分强调做好这方面工作。1934年6月，他在同刘晓、何长工谈话时指出，“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利用担任“剿匪”军南路总司令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同陈济棠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从而使红军得以在开始长征后借道陈济棠防区，顺利突破了蒋介石布下的第一道封锁线。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更加充分利用各派军阀间的矛盾，带领红军先集中实力打击地方军阀王家烈部，再集中实力打击中央军薛岳部，将敌两个师消灭大半，创造了“四渡赤水”的佳话。在整个长征途中，毛泽东还领导党和红军积极开展对云南、四川等地方军阀的统战工作，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促使他们消极追堵，大大减少了红军的伤亡。

其次，重视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红军长征经过苗、瑶、壮、布依、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少数民族地区即达132天。这些民族地区社会形态差别很大，对党和红军了解不够，这决定了做好沿途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对夺取红军长征胜利至关重要。党和红军领导人高度重视、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工作。红军到达四川西昌彝族聚居区后，毛泽东对强渡大渡河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他还特别叮嘱，要与彝族果基家族结盟修好。刘伯承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借路北上，经七天七夜安全通过200里彝族地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途中不仅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等政策主张，还从实际出发，提出不打少数民族土豪等政策，这对于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红军还在贵州、四川等地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了一批革命政权。党和红军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得到了沿途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不仅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粮食等物资援助，还踊跃参加红军，其中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放弃家业率200名羌族勇士随红军长征，成为红军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