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谈长征

在红军万里长征中，伯承同志指挥五军团，有时任先遣，有时作殿后，所负任务无不完成，尤以乌江、金沙江、安顺场、大渡河诸役为著，更表现了艰苦卓绝、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和军事的奇才。特别是在与张国焘路线作斗争中，坚持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团结和教育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到党中央的路线上来，促成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会合，更表现了他政治上坚定不移、善于工作的特长。

《祝刘师长五十寿辰》（1942年12月16日），《朱德选集》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在毛主席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长征后，红一、三军团一共只剩下了七千人，这都是教条主义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把方向搞错了的结果。

《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朱德选集》第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九一八”以后，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痛心疾首于我神圣国土之被日寇蹂躏，充满了抗日的热情，数年间千方百计，经过无数艰难的流血的斗争和万里长征，以求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伟大的目的。到达陕甘宁边区之后，这支军队对于抗日战争做了切实的准备工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干部的准备，与全国许多友军的联络，这些都做得很好。七七事变发生，我们党中央和这支伟大人民军队的全体将士接到警报，即于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发出呼吁，并要求出发前线，与敌周旋，不久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即出现在抗日的最前线。

《论解放区战场》（1945年4月25日），《朱德选集》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一九三四年，湘赣边区红军六军团在弼时同志等领导下，突围至贵州东部，与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领导的红军二军团会合，组成了红军第二方面军。由于弼时同志的正确领导，红二方面军曾经粉碎反革命敌人多次围攻，保存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终于经湘黔至滇西，渡过金沙江，到达西康而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当时以弼时同志为首的第二方面军军政委员会，不但坚决执行了党中央遵义会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了敌人的围攻和追击，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而且在与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又坚决参加了反对叛徒张国焘的斗争，使红军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

《悼任弼时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