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三则（2）

有些事就是这么奇妙。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有时不必通过创作谈来直白地宣示。在行文中不经意间就自己点出来了，无心插柳，恰切得紧。

手头尚有一例。

岳南《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提及一位李霖灿，河南人，学美术出身。1939年，在一个茶会上，沈从文展示了几卷珍藏的纳西象形文字经典，李霖灿“被那图画一样的美丽文字吸引，似乎有个神灵在引导着他，灵光在眼前一闪，便有了赴纳西调查研究这种古老文字并制成一部字典的念头”。4月26日，李霖灿付诸行动，孤身出发。冬去春来，四年光阴，他收集了1228册象形文字东巴经和3册音节文字东巴经，还有200多册象形文字经典，并进行编目整理，还着手翻译。

回到宜宾李庄，已经是1943年11月。“考古大鳄”李济安排他作个报告，会前好好地褒扬了这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中国边疆宏阔，正需要李霖灿这种野人四处撒野；观念的新、方法的新、材料的新，都是一种进步增添”。

李济评说李霖灿的话，岳南来转引，自然，顺当。依我看，借用李济的评说，来返观岳南，再也贴切不过。

岳南情系历史，对特殊境遇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版图和命运轨迹如数家珍，著述丰足。他也始终在行走，不断抵达“现场”，切近人、物、景，颇有“野人”风范，横跨历史、学术、文学，笔墨老到，运思酣畅，给现代学人命运存留一个侧影。历史那么厚、那么深邃，人之命运那么重、那么乖张，正需要这样的人“四处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