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的郭星华教授在《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中指出:
“近代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与交锋。依仗船坚炮利,西方文化在交锋中节节获胜。之后中国文化: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是‘全盘西化’。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短暂的‘国学热’‘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等等,但总体来说,整个近代史就是西方文化逐渐占据主流话语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前期是‘言必称苏联’,后期则是一片混沌与动乱。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再次蜂拥而入,‘言必称美国’的盛况再现。虽然期间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呼吁、在呐喊,在身体力行地探索中国理论,但终究不是学术主流。
应该感谢改革开放30余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曾经被外人视为‘古董’、国人视为‘垃圾’的中国文化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中国也未能幸免。但却在短时间内率先经济复苏,再次让世界刮目相看。从‘北京共识’到‘中国经验’,再到‘中国模式’,一波又一波研究中国的热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然而,‘中国理论’却始终走在了‘中国实践’的后面,很难起到给予‘中国实践’以前瞻性的指导,丰沃的‘中国经验’土壤却未能产生出丰硕的‘中国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中国传统文化讲君子要“明道”,什么是明道呢?孔子说,使此道名扬于世,“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能弘道,非道宏人”。
“明道淑世”是连在一起用的。什么是“淑世”?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淑世。要淑世,当然要明道,明道救世、明道淑世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传统文化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留长辫子、裹小脚。孙中山和毛泽东也都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他们都要求“开启民智”。我们到现在都还应该继续开启民智。毛泽东明确提出“解放以后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
中共有很多优势,其中有两大优势比较明显——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传统文化对政治的理解。习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政治的最大原则是求贤共治。汉朝、唐朝、宋朝、明朝都是群星闪耀,达到群贤共治。因为一个人能力与智慧是有限的,如果能同心同德、群策群治,这个国家的事情就能解决好。全党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六中全会要求从严治党,治国就是治吏。历史上盛世的政治特点就是群贤共治、同心同德。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的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予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延绵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亡。”这是对历史洞察的经典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官员要视民如伤,到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由于教育的原因,导致少数领导干部有了权力之后,不学习历史的案例和教训,为所欲为,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给我党的形象抹黑,这是从严治党的必要性。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风、政风、民风逐渐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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