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2日,红学大家冯其庸在病榻上接受《解放周末》的专访。一句“我下的都是笨功夫”,概括了他一辈子的学术历程,也凸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一生挚爱。
10天后的1月22日,冯老在北京潞河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3岁。冯老的离去,不仅使我们痛失红学界的泰山北斗,也使我们痛失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化大家。哀悼之余,重温冯老生前与记者的最后谈话,不禁感慨——最好的缅怀,或许就是让这种“笨功夫”精神永不消逝,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永存不息。
1月12日下午三点半,记者如约来到北京通州区张家湾冯其庸先生的家——“瓜饭楼”。
采访定在下午三点半,因为这时冯老刚午睡醒,是一天中精神最好的时候。
冯老的房间小小的,很暖。他半躺在床上,见了记者,摸索着要戴上眼镜。他的幼女冯幽若拍拍他的肩,示意他不需要戴眼镜,他便把眼镜拿在手里,神情专注。
记者在冯老耳边“喊”话:“冯老,我用几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您这本厚厚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冯老从枕头上很努力地抬了抬头,用清楚利落的声音说:“好,这样我们才有对话的基础。”
用各个本子跟庚辰本对,一句一句对
张家湾是曹雪芹墓葬发现地。冯其庸择此地而居,最后又逝于斯,情深至此,令人唏嘘。
冯其庸以《红楼梦》研究名世,著有《石头记脂本研究》《曹雪芹家世新考》《论红楼梦的思想》 等红学专著20余种,主持《红楼梦》校订工作,主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红楼梦大辞典》等大型书系。
对于红学,他的一大贡献是抄本。
“我小时候就读过《红楼梦》,长大了也读,但真正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在1974年,而且一上来研究的就是抄本。”冯其庸说。
那年10月,诗人袁水拍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副部长)。他找冯其庸商量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冯其庸建议校订《红楼梦》——因为这么重要的传统经典,却一直没有一本真正经过认真校对的可靠读本。
第二年,《红楼梦》校订组正式成立,袁水拍任组长,冯其庸任副组长,并主持校订业务。
校订组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已发现的《红楼梦》乾隆抄本有十几种,其中曹雪芹生前抄本就有三种,它们分别是乾隆十九年(1755年)的甲戌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乙卯本,和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庚辰本。校订究竟该以哪个本子为底本?
这个问题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争论不休,校订工作陷入僵局。冯其庸提出用庚辰本,却招致激烈反对,因为曾有红学权威发长文否定庚辰本的价值,认为该抄本是多个本子拼凑起来的。有人甚至对冯其庸说:你主张用庚辰本?拿文章出来说话。
拿文章说话,用证据说话,正是冯其庸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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