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冯其庸在《风雨平生》中这样回忆:“研究庚辰本,我用最笨的方式。我用各个本子跟庚辰本来对,一句一句对。”
所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全部对完后,冯其庸发现,庚辰本的墨抄部分与乙卯本的文字基本一样,连行款都一样:乙卯本这一行多少字,庚辰本这一行就多少字;乙卯本这一行有一个错别字,庚辰本这一行也有一个错别字,都是一样的错。最有意思的是,乙卯本有一处底下有一句“此下紧接慧紫鹃试忙玉”。这是前一个抄手留给后一个抄手的记号,没想到,庚辰本的抄手抄书不动脑子,连这也一并抄了去。
在《红楼梦》十几种乾隆抄本中,只有乙卯本和庚辰本的墨抄部分是完全一样的。发现庚辰本是照着乙卯本抄的,在红学研究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乙卯本已散失一半,只剩下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称得上是完整版的乙卯本。
至于乙卯本的价值,冯其庸与吴恩裕已于一年前发现。当时,冯其庸和吴恩裕在北京图书馆一个字一个字地查避讳、对笔迹,最终发现,乙卯本与怡亲王府藏书书目一样,避“祥”、“晓”两字讳,从而考证出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其子弘晓家的抄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红楼梦》还没有大范围流传开来,怡亲王家要抄《红楼梦》,到哪里去找?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从曹家找原稿来抄,因为当时怡亲王正是管曹家的。雍正曾亲批曹家“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王子即为怡亲王。乙卯本的珍贵程度,由此可见。
“笨功夫”用下去,冯其庸心里有了底。1977年5月20日,他开始动笔写作《论庚辰本》,到7月23日写完时,原计划万字的文章,变成了10万字的书,也变成了第一部系统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著。
《论庚辰本》一出,校订组都心服口服,同意以庚辰本为底本校订;此书出版,也引起了国际红学界的关注,第一次国际性的《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时,举办方特地发函邀请冯其庸赴美参加。至此,过去不受重视的庚辰本被广泛认可。
在抄本的问题上,冯老的“笨功夫”远不止于此,他还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工程——与季稚跃先生合作,历时十余年,把13种版本的脂砚斋评本全面汇集在一起,将各本竖行横列逐字逐句对校,并汇集全部脂评(含非脂评部分),于2009年完成了共计30卷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使学术界有了一个红学研究的资料宝库。
做学问,第一是“无证不信”,第二是“孤证不立”
考虑到《红楼梦》新校注本出来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篇序,文中一定要介绍作者曹雪芹,冯其庸便开始了对曹雪芹家世的考证。
这种研究,他使的还是“笨功夫”。
在冯其庸之前,有学者曾提出曹雪芹祖籍是河北丰润,后有人为之补充证据,认为曹雪芹祖父曹寅有两个朋友是丰润人,他们彼此称兄道弟,那曹寅也应是丰润人。
但冯其庸对此有疑问:称兄道弟或许只是一种社会习俗?
1963年,他曾在故宫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上看到一件展品:《辽东五庆堂曹氏宗谱》。隔着玻璃,这本宗谱给冯其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当时的他还没有开始红学研究。
如今要找这本宗谱,却因为当中经历了一场“文革”,展品不知所踪。
正在为难之际,有人提供线索:宗谱提供者家中还有一个底本。冯其庸兴奋极了,专程去找这位做面塑的曹家后人,借到宗谱后足足看了个把月,并在得到允许后,手抄了一份。
为了证实宗谱的可靠性,冯其庸从《清史稿》中找出了宗谱上有名字的二十几个人,其基本事迹和宗谱上所述完全一样。但谱上这二十几个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做学问,第一是‘无证不信’,第二是‘孤证不立’,我对自己做学问的要求是,一件事情要两条以上的证据才能论实。”冯其庸说。于是,他又开始查《清实录》。
当时,冯其庸的家在张自忠路上。那段时间,他白天上班,一到晚上,书房的灯就亮起来,常常通宵不灭。他每天看《清实录》,挨着年份,一本一本地看。忆起这段日子,他对记者说:“我当时就想,我读过了,书里头没有,就死心了;如果没有全部读过就得出结论,我会睡不着觉的。”
一直看到天聪八年(1634年),发现有一条实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曹振彦是曹雪芹第四代老祖宗,这是迄今为止官书记载的曹家历史中最早的一条,“原文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冯老说。
就在这时,辽宁博物馆的朋友写信告诉冯其庸,辽阳有一块《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的后面有一连串题名,其中有曹振彦之名。“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专门为这事赶到辽阳文管所,去库房看这块碑。光凭人家一封信,不看到实物,我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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