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2）

新发展理念立足于中国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揭示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新发展理念是基于中国实际，聚焦中国发展，直指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它进一步抓住了发展的要领，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切中时弊，能有效解决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积累的问题。

新发展理念是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行动纲领。理念是对实践规律的总结，必须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没有实践指向的理念，就是镜中花、水中月，看起来美好，最终却不能变成现实。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存在的问题为突破口，是新发展理念的一大特色。它直指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来破题、来展开，在聚焦改革发展的焦点难点中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良方。正是因为强烈的问题意识，新发展理念才具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成为回应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中国解答。把握好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性，就要坚持实践第一，以实践立论、靠实践拓展、为实践领航，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过程，以新理念推动实践新飞跃、赢得发展新优势、创造发展新奇迹。

新发展理念更加突出了创新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为此，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新发展理念第一次将绿色发展摆在了发展观中的显著地位，更加强调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为此，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新发展理念将开放发展作为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面临重大调整，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是过去不能比拟的。我们必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尽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系，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新发展理念吸收了人类历史发展积累的宝贵智慧，借鉴现代经济研究成果解决中国问题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经济发展研究领域里广受关注的课题，新发展理念吸收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宝贵智慧，提炼借鉴了近百年来世界上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成果，有着坚实的学理基础。

提倡创新发展，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依靠传统的投资拉动已不可能，需要动力转换，通过创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永远不变地持续下去，必然有一个发展、兴盛、衰退和消亡的过程。工业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导致了经济大萧条。为解决这一问题，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此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大行其道，并一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国策。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纷纷陷入滞胀，到本世纪又发生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长期未能走出困境，这表明凯恩斯理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解决世界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必须进行理论创新，重塑发展理念。我们所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从供给侧改善经济活力，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重点在减税，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是结构改革。从结构入手推动总量平衡，无疑是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创新。

倡导协调发展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平衡问题。发展从来都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出现“亦长亦短”的不平衡问题，这种状况如果不解决，必然影响经济下一步的发展。经济发展是否协调，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经济结构要和资源禀赋相匹配，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从大的方面看，协调发展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协调，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区域发展的协调，还有经济结构中一、二、三产业比例结构的协调。单就产业结构而言，到底什么样的结构最合理，不同国家有不同情况，没有一个统一的、绝对的模式。在这个问题上，要从国情出发，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目前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判断一个地区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关键要看第三产业的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结构就越合理。这一看法来自“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中曾比较过英国农民、手工业者与船员收入，得到的结论是：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预言：劳动力将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1940年英国学者克拉克又以40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作样本，验证了配第的这一预言。从当时的情况看，“配第—克拉克定理”没有错，但该定理只有在两个约束条件下才成立：一是发展阶段（时间）约束；二是分工范围（空间）约束。这两个约束条件都和我国现阶段的实际不相符。目前，我国各地都制定出了“十三五”规划，不少地方表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笔者认为，第三产业应该发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齐头并进，更不应拔苗助长。

倡导绿色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单纯依靠能源资源投入，不可避免将造成环境污染，能源消耗过大，难以持续。为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战略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做长远艰苦的努力。应从生态保护入手，以保护促建设。生态一旦遭到破坏，修复起来花的代价要比破坏所获利益超过几倍，甚至几十倍，有时甚至是万劫不复。保护生态环境需要综合施策，更有效的是采用经济手段，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过一个方案，即先由政府向排污企业征税，然后再补偿给居民。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指出，庇古方案虽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但并非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办法。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根据交易成本高低去分摊社会成本。分两步：首先，将社会成本量化为企业排放权，然后，由政府对排放权进行分配。如果政府将排放权全部分配给企业，企业就无须承担社会成本。相反，若排放权不分配给企业，企业就得承担全部社会成本。至于排放权在企业与居民间具体怎么分配，政府要根据交易成本决定。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态问题重要性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很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都有大量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这些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