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炳元：“四个全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内涵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定了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部工作重心，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展开、具体落实和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题，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全面深化改革激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活力之源，全面依法治国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蓝图，全面从严治党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保障和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统一于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统一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统一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一、“四个全面”开辟了中国道路的新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如果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已经经历了近40年的历程，对这近40年的历史，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多种多样的划分。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可以分为“未发展起来的时期”和“发展起来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划分大体上可以以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区分。邓小平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以，把中国道路划分为“未发展起来时期”和“发展起来时期”，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当然，这个“发展起来时期”是和“未发展起来时期”相比较而言的，相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道路发展的阶段不同，提出的问题、面临的任务和应对的方略也就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很低，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还比较贫穷。因此，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当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达到温饱，第二步进入小康，第三步实现现代化。中国道路第一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生存需要”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低层次的问题。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大量的是“发展需要”甚至是“享受需要”所提出的问题，是由大国发展成为强国所带来的问题，要更多更好地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从现实情况来说，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涉及各种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和基本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巩固，其复杂性、敏感性和艰巨性是前所未有的。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改革已经无法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背水一战的勇气，运用总揽全局的大视野、大方略和大手笔，在全面性、协调性、系统性、复杂性和可持续性上进行战略性的谋篇布局，才能走出一条全新的“中国道路”。

中国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某些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三个“前所未有”，勾画出了中国道路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关键的一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个全面”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必然结果。“四个全面”的基本特点就是“全面”和“协调”。对小康社会的要求是“全面建成”，对改革的要求是“全面深化”，对法治的要求是“全面推进”，对党建的要求是“全面从严”。四个方面的“全面”不是“单打一”，而是把四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和科学联系起来，从全局上强调“四个全面”的协调推进和整体布局。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现。在“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都与中国道路第二阶段的基本要求相联系，都是为解决第二阶段的主要问题而提出的应对方略，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