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创新人才的教育需要创新的人才教育

我很高兴第一次参加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的年会。今天我围绕创新人才教育讲的题目是：创新人才的教育需要创新的人才教育，具体讲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者和改革者，谈一谈我对创新人才教育来自实践的一些反思，重点讲创新教育模式，希望能够对与会者有所启发；二是作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我介绍一些近期创新人才教育来自民间的一些努力，重点讲创新教育机构，希望能够受到与会者的关注。

一、来自实践的反思——创新教育模式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在校学生最多的国家。中国仅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就有3600万，高校在校生有2700万，高校每年录取本科专科学生700多万，这些数字都是全球第一。相对于这样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受教育群体规模，无论是科学技术成就、人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创新人才不是没有，但是太少。

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例。据《自然》杂志引用的数据，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在2005年占全球总量的13%，在2015年增加到占全球总量的20%，仅次于美国。虽然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学研究突出成果仍还不够高、不够多。日本从2000年到2016年，共获得17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每年一个。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按照人均GDP，目前只相当于日本的70年代，所以可比性不强。但是我注意到，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获诺贝尔科学奖，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获奖。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人获诺贝尔科学奖，况且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0倍多。所以，即使拿我们的现在与日本的70年代比，并考虑到我们的人口规模，仅从诺贝尔科学奖这个指标来看，我们的差距是明显的。

这让我想到“钱学森之问”。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各个领域。更一般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

过去十年，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这十年的实践让我对思考这个问题有所感悟。我们的教育体制，确有它的长处，所以才有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但是它也有突出的短处，尤其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成长。当然其中的问题很多，我想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存在系统性偏差，总是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获取知识，好像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深入人心，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我们要问：创造知识的力量又是什么呢？创新人才教育，仅靠知识积累就可以吗？

创造力确实需要有知识，但是不仅仅是知识。爱因斯坦的两句话一直对我影响很深，一句是“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另一句是“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从这两句话中受到启发，我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说，就是创造力等于知识乘以好奇心和想象力：

创造力 = 知识 x 好奇心和想象力

（creativity =knowledge x curiosity/imagination）

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马上告诉我们，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大，也就是说，创造力并非随受教育时间的增加而增加。知识通常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这没有错。经济学家度量“人力资本”的通常做法，就是计算受教育的年限。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非常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

我们有理由相信，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假定，突破现有框架。当然这些批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正确，所以会被否定，但是这在客观上就产生了压制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连爱因斯坦都感叹过，“好奇心能够在正规教育中幸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It is a miracle that curiosity survives formal education.）如果是在应试教育制度下，情况就会更糟。当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好成绩，当教师教书的唯一目标是传授标准答案，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教育投入越多，教师和学生越努力，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得就越系统、越彻底，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减少程度就越大。

如果创造力是知识与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积，那么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减少，结果作为两者合力的创造力，就有可能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形状，而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单纯上升的形状。这就形成了创新人才教育上的一个悖论：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因减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性。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断教育对创新人才产生的作用变得困难，但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辍学生很有创造性。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要的其他元素，就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如果这个反思是对的话，那么它对创新大学的教育模式有如下的含义：大学除了教学生知识外，还要创造一种环境，尽力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对“钱学森之问”的回应是，创新人才教育不仅是培养问题，更是教育环境是否宽松问题。教育，不仅是教，更是育。

创造好的教育环境，中小学和大学都有责任，但是我感到大学面临的挑战更大。去年7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介绍了一项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国教育学家正在进行的研究。在对电子工程和计算机专业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初步比较中，有两个出人意料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试是三个国家中最高的。我们通常以为由于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所以刚升入大学的学生不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但是这项研究表明，中国的中学毕业生在横向比较中并不差，甚至还有优势，这个结果有点意外。第二个发现是，在美国和俄罗斯，大学三年级学生比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要高，但是在中国，大学三年级学生比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要低。这似乎表明，其他国家的大学在批判性思维教育方面起的是正作用，而中国的大学却是负作用。这个反差也令人惊叹。

这项研究还在继续，结论有待进一步确认。但是我感觉这两个发现有可能是对的。在过去这些年，我去过若干所北京的中学听课，包括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师大二附中、四中、十一中学、以及我曾经就读过小学的景山学校。过去十年，我们学院一直是清华各院系中高考分数最高的学院，在每年通过高考录取的180人中，一半是各省前十名，20名左右是各省第一名。我去中学听课的目的，是想了解这些进入大学的优秀学生在中学都学些什么，是怎样学的。通过去中学听课，让我对中国顶尖中学这些年的教育改革的勇气和力度印象深刻。比如，当我听了中学的英语课后，我就理解了大学生的一个共同抱怨，就是进入大学后英语水平的退步（当然并非全部如此，边远地区来的学生情况不同）。其实英语课程是与培养批判性思维教育有关的。另外让我对中学教育印象深刻的是，中学教师是完全为学生教育的，而大学教师的精力则更多地用于研究。在改革力度和教学投入这两个方面，中学教育都显得比大学教育更有优势。所以，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和改革者，我深感挑战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