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遵:古田会议开创性地规范党内生活

刘遵:古田会议开创性地规范党内生活

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是为纠正红四军党内种种“不规矩”的现象、党内生活不规范而召开的,会上订立的一些政治规矩成为后来党内生活规范制度的理论基础,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视野中追溯这些政治规矩产生的背景、分析其内涵,可为当下开展党内生活提供一定的启示。

古田会议前存在的种种政治规矩失范现象

自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到赣南、闽西以来,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及其他“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到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也有区别,但两人都出于公心,即使个人观点与组织决议有别,仍能服从大局,维护团结。这一局面到1929年5月发生了改变。当时红四军决定恢复井冈山时期设立的军委,任命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任职后,在军中散布不当言论,尤其将毛泽东和朱德的分歧夸大为红四军的派系之别,致使红四军思想混乱。于是,“从6月初(实为5月底——笔者注)的湖雷会议起,大会小会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起来。”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从湖雷会议到古田会议期间,红四军之所以产生种种争论且愈演愈烈,重要原因是红四军党内“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组织上有缺陷”、“党内批评精神缺乏”等,这些均是红四军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政治规矩失范的表现。

一是极端民主化。红四军成分复杂,大部分“由国民革命军改造而来,在初期一般官兵同志,皆十足的盲目服从上级,渐渐由党的在下层的发动,一般官兵同志渐渐能够发表意见”,再加上六大党章明确规定,未经决议前党内的一切问题可以自由讨论,红四军逐渐“犯了极端民主化的毛病,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七次大会直到九次大会,前委的指导路线都不是集体指导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摆在会场上让大家来讨论,不管他政治分析也好,行动计划也好,请调工作也好,都毫不准备意见,到会场来争,往往争议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

二是存在一些非组织观点。非组织观点表现为不服从组织决议、组织程序不规范、开展非组织活动等,这些都大量存在于红四军中。不服从组织决议在红四军中较为普遍,“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萧克回忆说,“红二十九团去湘南的失败”,也即“八月失败”,与少数不服从多数等非组织观点大有关系。

三是小团体主义。红四军“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限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如枪弹人员之类则主张自己要多,如担任勤务则主张自己要少一点,尤其各连还有同乡关系,广东人,湖南人,北方老乡,他们总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遇有病痛,以这一类人为最能帮自己的。因为有这些“历史上的界限”,所以刘安恭关于党内存在分派的言论才能在部队中传播,并“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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