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以历史研究为贯彻“四个全面”战略服务(2)

武力:以历史研究为贯彻“四个全面”战略服务(2)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

二、以经济史研究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历史经验 

历史研究从来都是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分不开的,有的直接为了“资政育人”,有的则间接地为了社会和文化发展需要。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言于古必有验于今”,亦如著名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 

以经济发展史和科技创新史研究为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探索技术进步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与现代的关系,本来是我们这些秉持唯物史观的学者应该下大功夫去做的事情,可惜这些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需要,国内的研究多关注于制度及变迁,对生产力发展及其核心技术进步的历史研究很不够。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而我们今天从事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到生产力的各个部门里面去,就必须下功夫钻研科学技术和产业史,了解人类是怎样从科学发明转变到技术应用,又怎样由新的科技形成新兴产业,以及这个产业是怎样扩张、成熟起来并成为支柱产业的,最后又是怎样被新的科技革命所形成的新的产业所取代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后,就被迫开始了从农业文明的传统经济向工业文明的现代经济转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一开始并不是经济总量的差距,而是产业结构的差距,无论是从国家安全还是经济收益来说,中国都必须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即实现工业化。而现代工业中的几乎全部产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新兴产业,甚至包括在中国传统统经济中比重很大的纺织业,也必须脱离家庭和手工业,而被机器大工业取代。这正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和上层建筑变化的根本原因。几乎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政府就开始重视新兴产业: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都将国防工业和“机船路矿”作为新兴战略产业加以扶持;而民间资本则将纺织、火柴、煤炭、水泥、电力等民用工业作为新兴产业而投入。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国家安全和加速工业化,实行了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 1978年以前,基本上是扩张现代工业,提高工业产业结构,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是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1978年以后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则是沿着改善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产业升级两个目标同时前进的,所谓外延型、数量型发展,主要是指人口和资源从农业向第二产业流动,而所谓的内涵型、效益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则主要是指第二、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前一个过程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到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而后一个过程还任重道远。研究这两个过程是怎样逐步推进的,有哪些规律和中国特色,有哪些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非如此,就很难建立起系统完整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60多年里,我国基本上是处于朝着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目标前进,其中最重要的标志,自然是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这个过程尚未完成,不仅工业化正处于最后冲刺阶段,而且产业结构也正处于向中高级转变的关键阶段。这就为我们研究经济史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个任务:从科技进步的角度看和国外的经验看,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有什么一般性规律?中国的新兴产业应该怎样培育?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成功最有效?传统产业的“去产能化”怎样做到成本最低、时间最快?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变革时曾经指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在这里所要加强的正是第一种研究。即对生产力的研究。 

相对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研究,产业经济史研究较少,但它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关键。由于产业史研究与科技和生产力结合最紧密,科技进步是通过产业升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产和观念,信息化和互联网就是产业的升级,因此研究科技发展是怎样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应该是中国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融合创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产业的丰富性、产业结构的复杂性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意义重大,产业史研究具有丰富的概念和内涵,通过大国视野研究产业史,可以丰富和弥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足,推进经济学的研究。其次,产业经济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和中立性,更便于进行国际合作和开放式研究,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从产业视角可以观察产业的升级、演变和结构变化,从国家的视角,更有共同性,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更多。第三,中国的历史悠久,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农业文明,在当代,又在人均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创造出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短短的60多年里就将实现工业化,这里面有许多中国独特发展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需要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的共同研究,因此这为我们做科技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现实问题研究的相互结合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使得打破学科界限、实行分工合作和协同创新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切实可行了。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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